尚方宝剑，本是皇帝的御用兵器。有关尚方剑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汉代。汉成帝时，朱云上书云：“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手握尚方宝剑的人，是被授予专断和专杀权力的人，传统戏曲中，也不断渲染这点，以至于“尚方宝剑”这个词汇成为特许权力的代名词。授予尚方宝剑属于一种军事礼仪，其实在古代用的并不多，频繁赐尚方剑在明朝后期才出现，而尚方剑的效用，也出现过失灵的时候。

万历三大征时，均使用了尚方宝剑。

万历二十年（1592），平定宁夏哱拜叛乱，前方将领被授予尚方宝剑后，获得胜利，朝廷感觉尝到了甜头，赐尚方剑开始频繁起来。

万历二十五年(1597)，丰田秀吉调动水陆军14万余人，第二次进攻朝鲜。明廷以兵部尚书总督蓟辽邢玠发兵朝鲜，协助抵御倭寇，“帝发帑金犒军，赐玠尚方剑，而以御史陈效监其军。”

万历二十八年（1600），以前兵部侍郎李化龙总督川、湘、贵州军务，赐剑，假便宜，征讨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是役历时114天，杨应龙叛乱被镇压。

万历三大征让明廷看到赐尚方剑的效用，赐尚方剑不但更加频繁，而且逐渐制度化。

熊廷弼

万历四十七年，熊廷弼为辽东经略，万历皇帝“且赐尚方剑重其权”，“廷弼将启行，帝特赐麒麟服一，彩币四，宴之郊外，命文武大臣陪饯，异数也”。这次赐尚方剑，已经有隆重的仪式，虽然被称之为“异数”，但以后的赐尚方剑礼仪，却在此基础上实行增减。

天启四年（1624），督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孙承宗受命出督山海关，“帝特御门临遣，赐尚方剑、坐蟒，阁臣送之崇文门外”。 孙承宗到任之后，请用马世龙为总兵，“以尤世禄、王世钦为南北帅，听世龙节制，且为世龙请尚方剑。帝皆可之。”

孙承宗

马世龙被“赐尚方剑”，蓟辽经略孙承宗“为筑坛拜大将，代行授钺礼，军马钱谷尽属之”。马世龙的尚方剑是由孙承宗转授，筑坛、行授钺礼，实际上是在赐尚方剑礼仪上加重，马世龙也应该知恩图报。崇祯二年（1629)，马世龙代行总理诸军，“赐尚方剑，尽统诸镇援师”。

尚方剑之赐，只是明代皇权运行的一种方式，并不是说每赐尚方剑必能达到良好的效果。

实际上，到明后期才出现的尚方剑是明廷军政管辖权出现问题时调整的一种措施或手段，一旦军政局势出现更加严重的问题，赐剑同样是徒劳无功、甚至是荒唐可笑的。

崇祯十七年( 1644)，在李自成进军到山西时，崇祯帝还演出一场赐尚方剑的闹剧。

当时的东阁大学士李建泰是山西曲沃人，家富于赀，与同官谈天时讲自已可以出资佐军，并能够破贼。不想被崇祯帝得知，即让李建泰督师山西，“加建泰兵部尚书，赐尚方剑，便宜从事”。为此还举行了遣将礼，“帝御正阳门楼，卫士东西列，自午门抵城外，旌旗甲仗甚设。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及京营文武大臣侍立，鸿胪赞礼，御史纠仪。建泰前致词。帝奖劳有加，赐之宴。御席居中，诸臣陪侍。酒七行，帝手金卮亲酌建泰者三，即以赐之。乃出手敕曰：‘代朕亲征’。宴毕，内臣为披红簪花，用鼓乐导尚方剑而出。建泰顿首谢，且辞行，帝目送之”。

这场需要数万人的大礼仪，所送出的仅是拥有五百家人而毫无战斗力的队伍，刚出京城，山西曲沃就已经失陷，李建泰只好转道保定，叩城求入。时摄行知府邵宗元不许其入，李建泰“举敕印示之”。邵宗元说：“菏天子厚恩，御门赐剑，酌酒饯别。今不仗钺西征，乃叩关避贼耶？”气得李建泰“厉声叱呼，且举尚方剑胁之”。若不是有监军御史认识李建泰，他连城都进不去。持有尚方剑的李建泰欲投降，要邵宗元用印，邵宗元抵印厉声说：“我为朝廷守土，义不降，欲降者任为之”。可见此时的尚方剑连一个摄行知府也不能指挥了。而所任非人，李建泰竟背叛了明廷，向农民军投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