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题图｜《送我上青云》

文｜风马牛 （微信公众号：冯仑风马牛）

这是一个金钱齿轮驱动着人类前进的商业时代。无穷无尽的消费品填充我们的日常生活，满足我们的各种需求，让我们拥有了和前人相比更长的预期寿命。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比前人更为复杂的健康问题。在难以计数的疾病中，癌症被称为「众病之王、绝症之君」，全球每年约有 800 万人死于癌症，全中国平均每分钟就有 7 个人被确诊患有恶性肿瘤。

从有历史记载以来，人类就在与癌症做斗争，但直到最近 100 年，人类才真正拿起了科学之剑，进行反击。在这场「自卫反击战」中，有一类角色尤为特殊：制药公司。它们召集人才，花费重金，夜以继日研究能与癌细胞对抗的药物，像是持盾的阵前英雄。但它们也死守专利，高价卖药，在死亡的阴影下攫取财富，仿佛拦路抢劫的恶人。

去年，在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之后，对患病群体的同情、对仿制药的歌颂，一时间成为了主流的声音。一年时间过去，影片中的高价药格列卫已经纳入医保，大众的关注点也早不在此。我们再去观察制药公司，能更清晰地认识它们身上的这种「救人与盈利之间的冲突」，以及这种「冲突」长期存在的逻辑。这次，我们不将观察对象放在格列卫的研发者诺华公司，而是说一说瑞士另一家更大也更具代表性的医疗巨头，罗氏（F. Hoffmann-La Roche AG）。

01 一个优秀的商业组织

1896 年，罗氏成立于工业革命正在改变欧洲面貌的时代。当时，创始人霍夫曼（Fritz Hoffmann）不过 28 岁，却已经在银行、药店、化学工厂、药品贸易公司等好几个地方工作过，他娶了瑞士女孩阿黛拉（Adèle La Roche），开设了这个和夫妻俩联名相同的公司，并以妻子的姓氏作为公司标志。

工业革命带给霍夫曼最大的启发，就是对专利的看重。创业伊始，霍夫曼得到了来自商人父亲的一些专利和合同，这保证了罗氏一开始就有充足的时间和资本进行研发。没多久，罗氏就证明了甲状腺提取物中存在碘，生产出第一个专利产品 Aiodin 甲状腺制剂。

最初的成功就像地基，虽会逐渐埋没在历史中，却决定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了第一个专利产品之后，罗氏的发展方向逐渐变得明晰：研发新药物，获得专利，在保护期内尽量占据市场、形成品牌效应。

成立次年，罗氏就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扩张。从最初的大本营瑞士巴塞尔，到意大利米兰、法国巴黎、德国柏林、奥地利维也纳、英国伦敦、美国纽约甚至是日本横滨，罗氏采取了一种「小组织、多投放」的策略，只雇用少量员工，和当地的学校、研究所保持紧密联系，确保第一时间能拿到最新最好的研究成果。直到 1915 年，罗氏所有的医药创新，都来源与这种和学术界的特殊关系。

在这期间，罗氏做出了风靡一时的 Sirolin 止咳糖浆，还推出了镇痛药 Pantopon 。然而，最令罗氏受益的，还是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Tadeusz Reichstein 所提供的人工合成维生素 C 的办法。1934 年，罗氏成为全球第一家大规模生产合成维生素 C 的公司，随后维生素 B1 、B2 、E 和 K1 的合成办法也被攻克。维生素成为罗氏最主要的经济支柱。

早期罗氏维C：可以喝的维生素C

罗氏不愿把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不断开拓新业务。

在原有的药品制造上，罗氏继续走专利路线，研究出一系列抗抑郁药、抗菌药和抗癌药。除此之外， 1945 年，罗氏创立了个人洗护品牌潘婷（Pantene），还收购了几家香水和香精制造公司。

有趣的是，虽然罗氏的总部在瑞士巴塞尔，潘婷的大本营却在美国。当时美国的个人洗护和美妆行业如火如荼，雅芳开启了化妆品消费的魔盒，罗氏让潘婷「出生」在美国，相当于申请了一张财富绿卡，眼光不可谓不独到。

之后几十年，罗氏疯狂「购物」，先后买下了美国生物医学参考实验室、日本中外制药株式会社、美国基因泰克等公司，虽然每笔交易动辄数十亿美元，但这些公司大多拥有潜力巨大的研究项目，尤其是基因泰克，其所拥有的的抗癌药物研究，让罗氏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抗癌药物生产商。

2018 年，罗氏全球营收 600.8 亿美元，在财富 500 强中排名 163 。过去 30 多年，全球经历过 1987 年黑色星期一、 1997 年亚洲金融海啸、 2008 年次贷危机，倒闭的企业不计其数，而罗氏是为数不多的连续 32 年增加股东红利的公司。

毫无疑问，光说做生意，罗氏很成功。

02 争议与诱惑

然而，成功不代表完美。在这 123 年里，罗氏所遭遇过的争议和窘境，也是当代药企共同的问题。

维生素是罗氏的第一个支柱产品，人体所必须的维生素共有 13 种，一旦缺乏，就会生病。和一般的药品不同，维生素化学结构确定，只要发现了合成办法，就能很快投入生产，研发成本和生产成本都很低。而罗氏是全球第一家大量生产合成维生素 C 的公司，在业界市场占有率很高。

1972 年，罗氏高管斯坦利·亚当斯向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前身）举报了老东家，他认为罗氏涉嫌和其它几家大型维生素生产商一起，密谋操控维生素市场价格，形成垄断。

虽然当时瑞士并非欧共体成员，但双方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亚当斯的举报一出，罗氏瞬间成为众矢之的。

作为举报人，亚当斯的日子也不好过。次年，他辞去了罗氏的职位，却意外被捕，并被控对瑞士联邦犯有间谍罪和叛国罪，就连他的妻子也牵涉其中，被多次审讯。在审讯过程中，亚当斯的妻子得知丈夫可能被判超过 20 年的有期徒刑，绝望自杀了。亚当斯在狱中服刑 6 个月后被迫流亡英国。

1999 年，罗氏终于承认与其他公司密谋提高全球维生素价格，向美国司法部缴纳 5 亿美元罚金，也接受了欧洲委员会定下的 4.62 亿欧元罚款。3 年后，罗氏毁誉参半的维生素业务被卖给了荷兰制药集团 DSM。

逃亡期间，亚当斯曾说过一句话：「这场斗争不仅适用于我，也适用于那些认为不值得并保持沉默的潜在举报者。我们需要他们。保持沉默的压力越大，人们就越需要大声说出来！」

在罗氏因为利润而走向垄断的路途上，正是亚当斯倾尽全力的呐喊，叫停了它操控市场价格的恶行。正如维生素是人体必需的元素，尊重市场规律也是良性商业竞争的前提。

方向对了，比赚得多更重要

2005 年，一种可以经鸟类传染人类的禽流感席卷全球。面对这种 H5N1 型禽流感病毒，最可能有效的药物是加州吉里德公司研发的药物「达菲」。早在 1996 年，罗氏就以总销售额 10% 的价格从吉里德公司取得了达菲唯一的专利许可。

据世界卫生组织称，人类一旦感染 H5N1 病毒，死亡率高达 60% 。人们越来越恐慌，达菲从一年前无人问津的流感药，一跃成为当时最紧俏的药物。

由于达菲需要从中国出产的八角茴香果实中提取，生产时间长达一年，产量有限，生产过程中还可能出现爆炸，因此价格不菲。当时很多人质疑罗氏生产能力不足，希望罗氏开放专利许可，允许更多药企参与达菲生产。

那是罗氏在聚光灯下走钢丝的时刻。一方面，泰国、印度、中国台湾都在施压，号称已经做出了仿制药，而吉里德也野心勃勃，以向更多企业开放专利许可为要挟，想提高专利使用费；另一方面，罗氏和吉里德的股票因疫情而一路飙升，疫情越严重，罗氏股票收益越大。

疫情爆发时，度秒如年；股价飞涨时，时间又转瞬即逝。 2005 年年底，罗氏率先授权中国上药集团生产达菲，成分和质量与罗氏生产的达菲完全一致，只是不再采用达菲的名字，价格也会大幅调低。次年 4 月，罗氏又宣布向世卫组织捐赠 200 万个疗程的达菲，以帮助缺乏大量购买药物的发展中国家的病人使用。

达菲风波过去了，罗氏的名誉和道德危机也过去了。但不得不提的是，H5N1 病毒仍然是一种高突变率、高致病性的病毒。2006 年 9 月，对达菲产生耐药性的变异病毒已经被发现。

达菲代表鱼与熊掌的抉择，但药品研究者们真正要对抗的，却是永远比医学先走一步的病毒。

03 高药价背后的莫比乌斯环

如今，罗氏的王牌领域是抗癌药，最具盛名的是赫赛汀、美罗华、安维汀、特罗凯四种药。

只拿赫赛汀来说，它是罗氏旗下基因泰克研发的重磅药品，是一种专门针对 HER-2 阳性乳腺癌的分子靶向治疗药物，也是第一个用于临床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因为它对乳腺癌的明显治疗效果，一经出现便引发了全球抗体药物研发的热潮。

赫赛汀 1998 年就已经上市，迄今已经 21 年， 2018 年销售额仍然高达 69.7 亿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 507.5 亿元）。高销售额的背后，是高疗效支撑的高零售价。

在 2017 年以前，中国市面上一支赫赛汀的售价高达 2.2 万元，一年大约需要 17 支，体重越轻，需要的量越少。以一个 60 kg的成年人来说，每年需要打 15 支赫赛汀，不算其它治疗费用，光药费就需要 33 万元。

高企的药价让癌症除了成为医学意义上的「绝症」，还成为现实生活中的「绝望之症」。为了活下去，患者们吃药吃空存款、吃没房子是最令人心酸，但也最无可奈何的事情。类似《我不是药神》中的故事反复上演，原研药厂「黑心」成为患者不得不和泪吞下的埋怨。

然而在患者们的煎熬背后，罗氏等制药公司也在专利和道义两端拉锯。

罗氏曾公布过一系列数据：平均 10 亿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 72.8 亿元）、 700 万个小时、 6587 个实验、 423 个研究人员，才能得到 1 种新药。在罗氏每年的盈利中， 20% 以上都会被用于研发。

当一种药物经过几年审查和临床实验得以上市，制药公司手中往往还有数十个项目正在进行，而这些项目中，还会出现已经投入数十亿，却发现临床效果不理想，只能放弃的情况。

一种药的专利期只有 20 年，为了收回高昂的成本，同时让新药研发得到资金保障，也为了保证在全球贫富差异巨大的国家间不出现价格洼地，这些原研药的出厂价也就不便宜了。

当原研药被征收进口税入关之后，还要面对药物贸易商、经销商的层层加价，救命药也就变成了天价药。罗氏家大业大，却奈何不了整个销售体系，所能做的，就是和中国癌症基金会合作，绕过关税和加价，为低收入患者提供药物。这也是罗氏、诺华这些制药公司在低收入国家经常采取的办法。

赫赛汀：治疗乳腺癌的「黄金药」

面对专利和道义拉锯的，不止是罗氏等制药公司，还有政府。

印度是仿制药出口大国，因为经济压力，不得不牺牲知识产权而安抚民生，通过颁布强制许可允许药厂无视专利，仿制药大量流出。而在中国，强制许可很少见，更多是想方设法降关税、拉药品进医保，这一切，都建立在中国是一个尊重知识产权、愿意保护创新、渐渐拥有雄厚经济资本的基础上。

2017 年，赫赛汀进入医保，单价从 2.2 万元降价为 7600 元，每年 15 支报销之后，患者只需要支付 3.5 万元，相当于原来负担的十分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 1996 年，罗氏就在中国成立了合资公司上海罗氏制药， 2004 年又在上海建立了全球第五个研发中心。和罗氏一样，辉瑞、葛兰素史克、诺华、诺和诺德等世界顶尖制药公司也纷纷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

作为一个创新药占比不过 18% 的国家，众多外资药企的进入，也是在提升医药人才的从业信心和待遇，倒逼国内药企加大研发投入，共同攻克人类疾病。

回首罗氏经历的百年风雨，从靠着维生素大红大紫，到因为达菲被架在火上，而后又因为抗癌药物收获名利和争议，不可否认，罗氏曾面对巨额利润有过暧昧的态度。

然而，治病救人的道义问题与持续经营的管理问题就像勒在罗氏脖子上的莫比乌斯环，看似是两面，走着走着，才发现是两面一体：没有持续经营的制药公司，就没有这一百多年来不断被攻克的疾病问题。

正如《众病之王：癌症传》里所说，癌症是「我们自身基因的变异，是我们对青春，对永垂不朽，对很多欲望求而不得而来的变异。」

在癌症这个源自身体内部的众病之王面前，普通人和罗氏这样的制药公司一样，都在无奈地对抗和交易——人们花钱换来更舒适却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制药公司花钱换来消灭癌症的办法，而患者与制药公司再通过交易，完成人类对癌症的共同反抗。

参考资料：

[1]Roche.com：history

[2]Robert C. Marshall ，Leslie M. Marx ， Matthew E. Raiff ：Cartel priceannouncements: The vitamins industry

[3]WHO.int：Influenza-FAQs: H 5 N 1 influenza

[4]向利：主动与被动-达菲的两难选择，中国知识产权报

[5]cfchina.org.cn：赫赛汀患者援助项目简介，中国癌症基金会

[6]陶凤，常蕾：一支赫赛汀 7600 元！去年纳入医保目录的抗癌药降幅明显，中国商报

[7]徐秋雨，何苗，蔡琳敏：创新药能力不足仿制药大而不强中国医药该怎么和世界比，界面新闻

[8]Ole Baekgaard：The Cost ofWhistleblowing-Stanley Adams v. Hoffmann-La Roche

[9]悉达多·穆克吉：众病之王：癌症传

图片来自网络

本篇作者｜毛洪涛 主编｜王滔

编审｜陈润江 顾问｜王淑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