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癌药能救人但也要找到正规途径这连个案例告诉我们

看到抗癌特效药有望简化审批且零关税进入市场的消息，章琪夫妻俩又想起两年前为了保住儿子眼睛，不得已“举牌寻药”的场景：他们站在济南泉城广场的中心，举起一块泡沫板，上面写着“马法兰来救命”，醒目的白底红字。

当时他们的儿子小泽泽刚一岁，但因患视网膜母细胞瘤，右眼肿大面临摘除。医生告诉章琪，马法兰这种国外的抗癌药疗效好，或许能保住孩子的眼球。

然而，马法兰并未在内地上市，章琪遍寻不得，无奈“出了个下策”举牌求助。

重案组37号（微信ID：zhonganzu37）调查发现，在肿瘤患者群里，几乎每天都有人在寻找马法兰，但苦于“没有身份”，这种药多以隐秘的方式流入内地，形成一张地下供需网络。

北京京都儿童医院血液肿瘤中心主任孙媛告诉记者，虽然没有准入，但马法兰在国外有十多年临床经验，对多种实体瘤的疗效都是不可替代的，甚至是必需品。此外，不少国际公认的抗癌药都面临“有名无分”的尴尬处境。究其未在中国入市的原因，一是审批问题，二是药企的成本考量。

“救命药”的上述困境，引起各界关注。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从今年5月1日起，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关税降至零，使我国实际进口的全部抗癌药实现零关税。

寻找“马法兰”

章琪第一次听到“马法兰”的时候，“像抓到了救命稻草”。

那是2016年初冬，1岁的小泽泽确诊视网膜母细胞瘤后不久，一位病友向他推荐了这种药。那时候的小泽泽右眼已经肿大，失去视力，打算做摘除手术。

医生向章琪表达了自己的顾虑，马法兰可以用，但不保证疗效，而且这种药在内地买不到，需要他自行购买。

此时的章琪才知道，马法兰并未在内地上市。而根据我国《药品管理法》规定，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未取得批准文号的，按假药论处。

马法兰，又名爱克兰、美法仑等，最早由药剂集团葛兰素史克公司生产。它的产品说明中提到，该药可用于多种肿瘤，在单一化疗及联合化疗中，为多发性骨髓瘤的首选药。对精原细胞瘤、乳腺癌、卵巢癌、慢性白血病、真性红细胞增多症，恶性淋巴瘤、儿童晚期神经母细胞瘤、甲状腺癌有效。动脉灌注治疗肢体恶性肿瘤有较好疗效。

“我不想儿子摘掉眼球，只能赌一把。”此后，章琪到处打听买药，苦寻无果。情急之下，他和妻子决定上街寻药，举了块招牌，站上济南最热闹的广场上。

史华3岁的儿子得的是神经母细胞瘤，做移植手术前，医生也给出自行采购马法兰的建议。在此之前，史华对马法兰一无所知，他开始在网上搜集资料，“代购我不放心，怕买到假药，孩子跟着受罪。”而去香港买，又会多花不少钱。

一番考量后，史华带着筹来的两万块钱，抱上儿子，去了香港。飞机、大巴、地铁，一家三口一路匆忙。两天后，他花了7000元左右，从香港一家医院买回两支马法兰针剂。

章琪在举牌求药后，结识了代购马法兰的人，迅速决定让对方帮忙购买。面对5800元一支的高价，章琪只能“先买一支试试。”

没名分”的首选药

章琪代购的第一支马法兰起了作用，之后，他又相继代购了3支。

史华将两支马法兰带回后，赶忙塞进自家冰箱，直到移植手术开始前，他才塞到医生的手里，甚至都没仔细看到过马法兰针剂的样子，“那是救命药，不敢乱动。”

手术很成功，儿子的病情趋于稳定。但想起香港买药的经历，史华还是忍不住感慨，“怎么买个药就那么难。”

他不知道，马法兰早在12年前就曾迈进国门。1996年，葛兰素史克的马法兰获批进入中国市场，当时有关部门的定价是，2mg每片，25片一瓶的马法兰在中国内地的售价不能超过70元。

而据媒体报道，这个价格远远低于马法兰在美国等多个国家上百美元的定价，马法兰也成为当时中国内地最便宜的抗癌药之一。几年后，葛兰素史克将马法兰卖给另一家药企，马法兰便没有再申请进入中国内地市场。

然而，这种在内地“消失”多年的药，在多个国家仍被使用。有十几年儿童肿瘤治疗经验的北京京都儿童医院血液肿瘤中心主任孙媛表示，未在内地上市，并不意味着马法兰疗效有问题，相反，它对多个实体瘤治疗都有着很好的临床效果。

医药战略规划专家史立臣也提到，马法兰对部分肿瘤有一定的效果，但并非人人适用，医生会综合实际病情和病人体质等因素来决定是否使用含马法兰的方案。

事实上，马法兰并未因退市而在中国内地“消失”，不少肿瘤医院医生仍会根据病情，使用马法兰的治疗方案，以达到最佳治疗效果，病患家属也会主动选择去国外或香港购买使用。

对此，孙媛表示，外购进口药行为违规，除了买药的家属，用药的医生也在承担着风险。“一方面，医生出于本职，也想给患者用最好的药治好病人；而另一方面，医生使用未入市的药也是违规行为，而且还得承担很大的风险。

隐秘“药市”

多年以来，在多种肿瘤患者群体中，马法兰几乎成了一种口耳相传的“秘笈”。然而，苦于没有正规购买渠道，这些人跟章琪、史华等一样，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出境购买，要么寻求代购。一个马法兰的隐秘“药市”由此而生。

刘涛早在2012年就接触过药贩子，那年，他做多发性骨髓瘤移植手术前，用了马法兰。

刘涛回忆，当时私买马法兰还比较容易，甚至有医生会帮忙介绍药贩子。“我找了个药贩子，买了几支针剂，当天下午就送到了。”刘涛说，那时候的药贩子还会囤货，要价也便宜，“瑞士版的才1500元一支，现在已经要2500元左右了。”

6年来，她见证了马法兰药市的变化，价格在飞涨，购买渠道也从线下发展到网络。

记者搜索发现，无论是QQ群、微信群，还是病友论坛，都有大量因“马法兰”而聚集的人。其中有“寻药”的，也有“卖药”的。

通过QQ群搜索马法兰，会弹出“马法兰代购”、“马法兰现货”等交流群。而百度贴吧的“马法兰吧”有着3000多条帖子，几乎每天都有人发帖买药或卖药。

在一些病友论坛里，这类交流显得更为集中。在一个淋巴瘤论坛中，记者搜索发现有数十条新近发帖，每条帖子都有大量评论，交流者都是肿瘤患者或家属。记者注意到，在一条“哪有马法兰”的求助帖下面，有人评论称“家人没用完可转让”，也有人给出代购者的联系方式，甚至有人给出某地一家正规药房的电话，称该店可购买马法兰。

记者随后联系上述药店，对方表示有多个版本马法兰，“我们都是香港拿货，正规药，价格也比较低。”对方称异地购买只能发快递，当记者质疑“天气热会不会影响药效”时，对方表示，会往快递里放冰块来冷藏。

记者通过论坛留言联系另外一位“代购者”，对方毫不避讳地表示，自己属于广东一家医药公司，药品质量有保证。“我们公司做了3年，从香港医院拿药，然后从广东用快递发货到各地。”他能随口报出各版本马法兰的价格，并直言“上周北京这边要了7支，用于骨髓移植的，我们公司一个月卖七八百支（马法兰）。”

按其3000元/支马法兰的报价，这名“代购者”所在的公司一个月马法兰的销售额就超过200万元。

一位熟悉内情的人告诉记者，不少人看中代购抗癌药有利可图纷纷加入，“我曾见过一个送药的小哥，在几年时间内，在香港注册公司了。”

对这种代购行为，孙媛等医生表示担忧，马法兰等抗癌药对运输条件有一定要求，一般需要低温保存，否则会影响疗效甚至失效，“普通的快递运输有很大风险，医生也没法进行药效检测。”

交流“代购”的另一个阵地，就是微信群。肿瘤患者会组建微信群，在群里交流病情，不可避免，马法兰成为常谈话题。

多名肿瘤患者向记者透露，微信群里大多数病友都使用过马法兰，购买渠道就掌握在微信群里的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手中。一名患者表示，较早用药的病友会把渠道分享给其他人，慢慢地群成员就会越来越多，这个渠道也就越被认可。

刘涛是那些掌握购买渠道的人之一。

用药移植五年后，他恢复良好，开始正常的工作生活。他告诉记者，康复期间，经常有病友找到他咨询买马法兰的事情，出于好心，他就将自己的渠道推荐给别人。时间久了，找来的病友越来越多，他就组建微信群，如今成员已有几百人。

他坦言，自己推荐并非为挣钱，只是想给病友介绍一个安全的渠道，以免被药贩子欺骗或买到假药。刘涛也不会向供货人收取好处费，“但对方会主动给我发个红包表示感谢。”

“假药”困境

刘涛也有自己的忧虑。“我知道这个药是没有审批的，帮忙介绍买药也有风险，但是病友相信我，我又不想看到人家无药可用。”

他的担心不无道理，因代购抗癌药涉案者不乏先例。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仅去年，就有4起涉嫌非法生产、销售进口抗癌药的案件，马法兰均在其列。

今年年初，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一起涉案总金额超千万元特大“假药”销售案件，主要涉案人员被认定“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五百万元。被告人从境外采购未经国家批准进口的药品，走私入境后售给患者，涉及数量较多的有马法兰、格列卫、易瑞沙等抗肿瘤药品。

而这起案件，就是当下马法兰代购市场的一个放大版。

在有关部门严厉查处的同时，不少代购抗癌药案件也引发争议。

2002年，江苏人陆勇得了癌症，靠高价药物维持生命，后来他找到去印度买便宜仿制药的方法，数千病友让他代购，也因此引来诉讼。2014年7月，沅江市检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对陆勇提起公诉。事发后，1002名癌症患者在联名信上签字为他声援。第二年初，沅江市检察院对“抗癌药代购第一人陆勇案”撤诉，并解释称“陆勇的行为不构成销售假药罪”。

全国政协委员涂辉龙曾对此案发表看法称，陆勇事件引发争议的同时，也揭开了一个“现实困境”：癌症病人急需特效药延续生命，但所需药品要么价格相对国外市场高太多，要么根本就未入市，代购药品又涉嫌违法。

至于为何没有引进内地市场，史立臣称，马法兰效果好但使用量不算太大，药商考虑到成本和效益，不愿申请进口。

对此，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冯文化进一步解释称，国外药企不申请入市，内地药企不愿生产仿制药，这是“缺药”的一大因素。“很多国外药企生产的抗癌药和罕见病药患者群体小，定价也比较便宜，而注册申请又得花一笔不小的费用，因此药企也不愿意申请中国市场。”冯文化称，这些药需求不大，生产成本也很高，所以内地药企也不愿仿制。

他举例称，两年前，他也曾想研发马法兰仿制药，后经过了解，马法兰的生产设备成本就高达3000万元，生产所需的无菌原料也价格不菲，无奈之下只能选择放弃。

“救命药”解困

孙媛在采访中提及，除马法兰外，目前仍有多种在国外取得临床验证的抗癌类药物没能走进国门。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原院长俞光岩称，如今药品私下买卖越来越多，涉及品种越来越广，以抗肿瘤药物为甚，马法兰就是其中一种。

今年两会期间，农工党中央提交的《关于实行进口药品国家专营 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制度的建议》的提案也提到，从近期调研情况看，一些血液病治疗药品、儿童用药和罕见病药品的供应保障仍不乐观。以马法兰为例，该药品是白血病骨髓移植治疗的标准用药，但内地并不销售。根据中华医学会血液学会提供的数据，目前异体移植需求约4500例/年，自体移植需求约1500例/年，均因马法兰短缺受到影响。

这些药物未能进入中国市场，究其原因，不仅有药商药企对成本的考虑，也有审批方面的原因。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冯文化表示，一种进口药在进入中国市场前，需经多个审批流程，从申请注册到临床试验，有些甚至需要1到3年才能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审批流程有问题。“药品进口审批其实哪个国家流程都差不多，而中国的申请品种多，审批部门的人力却很少，才导致大量品种积压。”

针对目前国内药品审批慢，以及部分临床必需药、罕见病药品短缺问题，时任国家食药监总局局长毕井泉（现任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在今年两会期间提出四点原因：我国要求药品在结束临床一期试验后，从临床二期开始才能在国内申请；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不完善，国外药商不敢在国内上市；医保报销目录调整不及时，药企担心收不回成本；审批人手不足。

毕井泉说，食药监总局正在和有关部门积极协商解决问题，对于不合理的要求予以取消，同时加强知识产权制度，对于审批效率，通过优化流程和增加效率予以解决。

据新华网报道，4月2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介绍降低抗癌药品费用有关情况时提到，相关部门研究确定了降低癌症患者药费负担的具体措施：

进口抗癌药品实行零关税。自今年5月1日起，以暂定税率方式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关税降为零。此外，对已纳入医保的抗癌药实施政府集中谈价和采购，加快癌症防治药品审批上市，降低抗癌药品流通成本，并提升诊疗能力和合理使用抗癌药品。

5月23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发布优化药品注册审评审批有关事宜的公告，对境外已上市的防治严重危及生命且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疾病及罕见病药品，进口药品注册申请人经研究认为不存在人种差异的，可提交境外取得的临床试验数据直接申报药品上市注册申请。这也意味着，部分“救命药”进入内地的速度将加快。

冯文化表示，目前审批的问题正在解决，加上新政策的实施，很多进口药将很快进入市场。“比如一款进口疫苗，几年前就向中国申请上市了，却一直没批下来，一个多月前，这个药被批准入市，审批只用了8天左右。”冯文化说，要解决“救命药短缺”的现状，除了免去关税加快审批，还应促成药企主动申请入市，这样才会有更多进口药获批上市。

此外据他了解，马法兰或会在不久后再次进入内地市场，“目前已有一家国内药企获批生产马法兰仿制药，此外，还有一家国外生产马法兰仿制药的药企也提出了入市申请，可能还在审批中。”

无独有偶早在2014年就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生命大于天，

海外医疗健康

1月20日，已是第二次被押进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看守所的陆勇，再三叮嘱前来采访的中国青年报记者一定转告他的母亲蔡珠凤，“就说我在这里还好，请她老人家不要挂念”。此前一天，蔡珠凤委托一位北京律师代理了儿子的案

1月20日，已是第二次被押进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看守所的陆勇，再三叮嘱前来采访的中国青年报记者一定转告他的母亲蔡珠凤，“就说我在这里还好，请她老人家不要挂念”。

此前一天，蔡珠凤委托一位北京律师代理了儿子的案子。

“我相信法院一定会让他出来，因为我们没有(从代购中)拿钱。”蔡珠凤说，从一开始她就不支持儿子给病友帮忙代购药品，很担心可能惹上麻烦，却不料这份担心成为现实。

在很多患者眼里，“格列卫”就是命

2002年，意外被检查出患有白血病的陆勇感觉“心沉到了海底”，“(自己)怎么从医院回家的都不记得了，整晚无法入眠，就想着还能有多长时间(活)”。

家住江苏省无锡市的陆勇时年34岁，是一家外贸企业的负责人，他的父亲管理着一家小五金厂，家境殷实。

突如其来的噩耗瞬间改变了陆家的命运。

白血病是造血组织即骨髓的恶*肿瘤。依据细胞类型和疾病进展速度，分为急*白血病和慢*白血病，后者又分为慢*髓细胞白血病(即慢粒)和慢*淋巴细胞白血病。陆勇身患的是慢粒白血病。

这种疾病的患者在国内目前有近10万人，每年还会新增1万多人。

医生推荐陆勇服用瑞士诺华生产的药品“格列卫”。该药2001年上市，当时进入中国不到一年。据称，“格列卫”的出现使慢粒白血病患者的十年生存率从以前的不到50%增加到了现在的90%左右，且绝大多数患者可以正常工作和生活。

陆勇当时一边服药，一边在做骨髓配对。

然而，不幸的是，全家没有一个人和陆勇配型成功。当时中华骨髓库中只有两万例可以配型，检索其中所有库存，都没有给陆勇带来福音。

吃药的成本似乎比骨髓移植要更高。服用“格列卫”一个月为一个疗程，需花费2.35万元，一年就需28万多元，而且是要终身服用。

由于白血病治疗费用不在医保范围内，很多患者为续命而家徒四壁。“(它)就像吸毒，钱完了，人也就走了。” 1月24日，长沙慢粒白血病患者唐某告诉记者，他知道的一些人都是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才买 “格列卫”。白血病可慢粒白血病患者一旦进入加速期甚至急变期，即使服用“格列卫”也无法维系。

转机出现在2004年。那时，陆勇已经为“格列卫”花去60万元。

据陆勇介绍，当年6月，他在网上看到韩国一篇讲述慢粒白血病人治疗的文章，说韩国的患者在印度买到了“格列卫”的仿制药，价格只有原版药的1/8，折合人民币不到4000元一个疗程。

这让陆勇欣喜若狂。

他急切地委托韩国那边的朋友打听此事。得到的反馈是，情况属实。

随后，陆勇在网上搜索到日本有一家药店在售这种仿制药。2004年9月，陆勇托人买了一盒带回无锡。此举遭到了母亲蔡珠凤的反对，她认为从来药是“一分钱，一分货”，儿子可能会因“假药”吃大亏。

为了观察仿制药的疗效，陆勇开始了小心翼翼地尝试——每日服用4颗“格列卫”的陆勇，采取了每期多替换一颗药，一个月把4颗全部换完。

一次骨髓穿刺的检查让陆勇看到了希望真的来临：换药数月后，各项指标均正常。

每个月都有一两个病友的灯灭了

陆勇把好消息告诉了QQ病友群的成员。在他2004年建这个病友群里，100个人中只有他和一个杭州病友吃得起正版的“格列卫”。

其他人服用的化疗药物，虽然副作用很大，但一个月只需100多元，如果再加上其他治疗费用，每个月只需2000元左右，而且化疗药物医保是可以报销的。

只是，这一“廉价”的方式无法续命。

陆勇回忆，2004年左右，QQ群里“每个月都有一两个病友的灯灭了”，有国企员工，有街头小贩，也有公务员。

印度仿制药的消息让很多患者点燃了生的希望，常有人来无锡看陆勇的身体情况，观察仿制药是否可靠。这些沟通让陆勇心情越发沉重，他决定帮病友打通这条救命之路。

药物说明书上有印度厂家的联系方式。陆勇用传真与印度厂家联系，获悉如果直接从药厂买，一个疗程只要人民币3000元。

但是，个人跨境购买药品非常复杂，首先要到银行购买美元，用英文填写购汇申请单、国际电汇单，向印度方面打款，再把打款凭证发给印度公司，钱到账之后，对方才把药发过来。

陆勇常年做外贸生意，英语很好，但也颇费周折。陆勇将购买方法告诉了病友，并做了一个模板，让大家打印后如法炮制。

有些人买到这种药觉得效果好后，就告诉周边的病友。陆勇的名气直线上升，原来的一个QQ病友群发展到了5个群，加起来有几千人。

大量的中国患者购药，让印度厂家看到了商机。同时，随着2013年正版“格列卫”的专利截止期临近，瑞士公司也采取了买药随赠的方式，这导致印度公司仿制药的药价骤降。到2014年，如果一次购买一定数量，即便算上邮费等，平均每个疗程就只需要花200元了，不到正版“格列卫”专利期间药价的百分之一。

由于海淘印度仿制药的方式很麻烦，2011年，印度制药公司派人到中国开立一些银行账户，方便中国白血病人汇款。但因为网银的安全问题，银行卡经常需要升级，印度那边需要经常派人到中国开户行来处理，很麻烦。印度公司提出，能不能借用中国病人的个人账户来转款。

尽管帮助了许多病友，但陆勇从未使用自己的银行卡为大家办理转账。

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称，这是考虑到购买印度仿制药是自己设法开通的渠道，如果用自己名下的户头开办转账业务，会引起病友的猜忌，误会他从中牟利，给自己带来风险。

云南两个病友提出可以提供自己的银行账户来帮忙，印度药厂则每个月给这两个病友提供免费药物。可时间一长，那两个病友担心交易额度太大，会给自己带来风险和麻烦，拒绝继续为大家提供账户。

这一下，很多人面临“断炊”的危险。

因“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销售假药罪”被捕

因为陆勇是国内最早跟他们联系的病人，印度药厂就给他打电话，希望他能提供一些收款账户。

陆勇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曾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一位志愿者前往该药厂考察过，对该厂的研发和生产能力有深刻印象。他一直希望对方能继续仿制出“格列卫”的第二代药和第三代药，为像自己这样的患者带来福音。

从2012年开始，他在一家网店上花500元购买了三张信用卡，选择了其中一张可以激活的卡，为网友转账代购药物。

此举让陆勇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沅江市公安局政委曾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2013年8月下旬，沅江市公安局网安大队民警在例行网络巡查时，发现一个从事银联卡买卖的网站，专门从事银行卡、手机卡、身份证贩卖活动。获知这一线索后，沅江市公安局迅速向湖南省公安厅、益阳市公安局汇报。此案上报公安部后被列为公安部督办案件。

2013年8月25日，沅江市公安局成立由政委曾华任指挥长的“8·25妨害信用卡管理案”专案组，抽调全局数十名业务骨干全力开展侦查，最终确定该犯罪窝点在上海。

警方经过近3个月的不懈努力，辗转北京、广东等十几个省市开展侦查，成功侦破湖南省首起特大妨害信用卡管理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6名，现场收缴涉案身份证达1.1万余张，各类银行卡、手机卡5000余张。

专案组成员、沅江市公安局某派出所教导员曹佩田介绍说，陆勇的案情就是在那时被他们发现：一是陆勇非法购买了3张卡，二是卡上的现金流转额非常大。“如果买卡持有不用只是违法行为，但这么大的流转金额，我们怀疑他是从事某种犯罪行为。”曹佩田说，对于陆勇辩称是为了帮助病友购药之说，他觉得动机不会如此简单。

理由是，如果受托帮忙，一般只需要大概记录下经过即可。但他们发现，陆勇电脑数据中，每笔来往的账目过程、金额数字都非常清晰，怀疑可能是“提成结算之用”。另外，该非法卡上的资金与陆勇母亲蔡珠凤的银行卡有交易。

1月21日，记者就此电话询问了蔡珠凤。蔡坚决否认了警方的指控，称“没有一分钱进入陆勇的口袋”。

看守所中的陆勇对此也作了解释：病友往卡上打钱，印度公司收款，自己没有赚取任何差价，也没有收取过任何手续费或劳务费。

他说，要说获利，可能就是印度公司每个月给他免费提供药物，但现在这个药每个月只需要花200元，从2010年至今，总计也只提供1万多元免费药物。自己的公司已经走上正轨、再加上父亲去世后留下的厂子，一年收入上百万元。他不可能为了这点免费药而去“摊上大事”。

2014年7月，陆勇被沅江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案由为“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销售假药罪”。随后，陆勇被取保候审。

2015年1月10日晚，陆勇和病友从无锡飞抵北京，本打算接受媒体的采访，结果陆勇在机场被北京警方抓获。

沅江市公安局政工科负责人就此表示，抓捕陆勇并非因为他接受媒体采访。陆勇进入诉讼程序，已与公安局没有了直接联系。陆勇被网上追逃，是因为法院要审理案件作出的决定。

情与法的困境

陆勇的被捕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600多名白血病患者曾联名向检察机关写信，认为陆勇因“好心”涉罪，请求对陆勇免予刑事处罚。网络实名签名的《为争取白血病患者基本生存权的集体自救行为的非罪化而呐喊》一文中，痛陈了在法律边缘的生存不易。

湖南慢粒白血病患者胡女士说，陆勇被捕后，很多人就断药了，因为他们找不到正常的渠道去买这个药，而且印度那边全是用英文沟通，他们沟通有困难。长沙慢粒患者唐某则在湖南红网上发帖称，国内有数万名慢粒白血病患者，从没有看到患者得到任何组织的关注，病友自救却遭打压，今后的出路又何在？为何不能让人有尊严地活下去？

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李健指出，廉价的印度版“格列卫”并没有在中国药监部门注册，按照法律规定，没有注册的药物，就是“假药”。根据刑法修正案第八条：“只要有主观故意生产、销售假药的行为，即构成犯罪，不管是否牟利，是否发生实际人身伤害。” 因此才出现本案的尴尬和争议。

一边是知识产权对药品生产和销售的保护，一边是迫于经济压力购买廉价仿制药品的白血病患者，陆勇和众多慢粒白血病患者所遭遇的，正是司法与伦理的困境。

2014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新增的第11条规定：销售少量根据民间传统配方私自加工的药品，或者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境外药品，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一直关注药品“特保”的律师罗秋林认为，这一司法解释在操作中仍有不明之处，比如“少量”是以多少来计量？像陆勇这样的行为是否属于“危害不大”，甚至“有益”？

负责起诉陆勇案的沅江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罗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露出了“两难”——从公安机关侦查的证据来说，作为销售“假药”的共犯，陆勇的确涉嫌犯罪；但从普通百姓角度看，陆勇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英雄式”的。

关在看守所的陆勇则认为，解决慢粒白血病病人治病难，国家层面可以采取行动以谈判让“格列卫”降价、将其纳入医保、社会组织予以帮助等，但目前患者举步维艰。在国内，相似的难处，丙肝病人等群体都在经历。

陆勇说，如果自己这场官司能让此类问题得到社会关注，也算对社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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