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我妈妈喜欢的是女生吗？”

黄惠侦坐在摄像机后，把这个压在心底将近四十年的问题抛给三舅。

“我不知道。”三舅的否认几乎脱口而出。他举起右手挠挠头，随后又放下。在心理学上，人们常把这样的动作视为紧张或说谎的佐证。

“知道这也没用——你知道这些要做什么？”他长叹一口气，避开镜头向外张望，随即岔开了话题，“庙会头阵（台湾一种民间祭祀）快来了”。

黄惠侦已经不止一次看到类似的反应，面对同样的问题，二舅把“不知道”连说了两次，大姨则表示“我要去洗衣服了”，然后颤巍巍撑起身，逃离镜头的凝视。

见证这一切的黄惠侦开始“分裂”：作为女儿，她的第一反应是“你们怎么能睁眼说瞎话，明明你们都知道我妈妈喜欢女生”；而导演身份的那个她又觉得，“他们的反应是在是太好了”，观众看到这里一定会产生荒谬感，这让影片更有力量。

“我们家有人知道吗？”她向二舅最后一次确认。

“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换来一阵沉默。

“那你现在知道怎么那么冷静，完全都不惊讶？”

“……没什么好惊讶的。”一段更长时间的沉默。

逃避，是黄惠侦在拍摄纪录片《日常对话》时经常要面对的情况，而这部片子的主题，则关于她那个喜欢同性的母亲。2014年，当她第一次认真地告诉母亲她在做这件事时，母亲的第一反应是，“有什么好拍的，谁要来看啊？”

但不管有没有人要看，为了拍摄这部片子，黄惠侦和母亲在时隔十多年后，再次回到了台湾中南部云林县乡下的老家。

探亲的几天里，当舅舅姨妈忙着回避“妈妈是否喜欢女生”这类问题时，母亲和她的女朋友，或许正在厨房为全家人做饭。

戏剧冲突始终在电影中存在。一方面是母亲的兄弟姐妹们对母亲身份的讳莫如深，另一方面，在镜头记录下的画面里，舅舅、姨妈与母亲和她的女朋友，在同一个屋檐下，相处融洽。

▲ 妈妈与她的兄弟姐妹

2017年，这部被母亲说成“谁都不要看”的《日常对话》，获得柏林电影节泰迪熊奖最佳纪录片，当年在台湾拿下400多万新台币的票房，并代表台湾参选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今年40岁的导演黄惠侦，一个没有念完小学的全职妈妈、社会运动工作者，用了18年时间，将母亲一生的故事梳理进87分钟的影像，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柏林影展的颁奖礼上，黄惠侦捧着奖杯说：“这个奖是我能带回去送给我妈、以及在台湾此刻仍为婚姻平权努力着的每位朋友最好的礼物。”

这是一个关于我母亲的故事。她出身在一个传统的年代，但却是个很不传统的女性。她是担任“牵亡阵”红头法师的女同志，兴趣是抽烟、打牌，还有收集槟榔盒上的清凉美女图。

七岁那年的我发现妈妈喜欢的是女人，现在妹妹七岁的女儿问我：“阿姨，外婆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呀？”

这个答案很长，于是我只好拍一部片来回答她。

这是黄惠侦为电影写下的第一段故事大纲，但她想讲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同性爱情的故事。 “我和妈妈的故事，不只是因为我们运气不好，而是整个社会结构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既是一个家庭的私事，也关乎整个社会。

正如她后来又为母亲写了一本书，书名叫《迟来的告白》，黄惠侦想说的是，“我们该如何向我们的家人表达，尤其是表达爱。”

01 我的妈妈，喜欢女人

黄惠侦的母亲——洪月女，熟悉她的人都叫她阿女。

1956年，阿女出生在台湾南部的农村，是家中第五个孩子。整个家庭都是务农，几分地种水稻、种玉米、种花生，收入极少，只够勉强养活孩子。

重男轻女的年代，读书的机会轮不到女孩们，阿女的书只念到小学。70年代是台湾纺织业的兴盛时期，14岁的阿女去了台北的纺织厂当学徒。刚到城市，她常躲在棉被里哭，偷跑回家又会被劝回台北，因为家人说在乡下没有出路，年轻人不该留在那里。

21岁阿女结婚，22岁生下黄惠侦，24岁生下妹妹黄惠娟。丈夫是隔壁县刷油漆的临时工，经亲戚介绍认识的。他嗜赌，家暴，把阿女赚的辛苦钱挥霍一空。

32岁逃离家庭，带着两个女儿做“牵亡阵”谋生，这是一份被许多人看不起的工作。“牵亡歌阵”是一种台湾民间丧葬仪式，做一些超度亡灵的法事和戏曲，在80年代很盛行，但也常被认为是封建迷信。

▲ 阿女做“牵亡阵”

阿女买过房子，又卖掉还债，经济短暂宽裕过，但长期处于窘迫，现在与黄惠侦及其外孙女同住。

这便是阿女大半生的履历，微不足道，少有彩色。

阿女的一生中有十几个女朋友，这可能是她人生履历中为数不多可以笑着说出来的事。她的个头不高，眼睛不大，鼻梁也不那么挺，但总能交到能说会唱的漂亮女友。

初恋是19岁在台北当纺织女工时认识的。70年代的台湾，露天演出的歌仔戏班遍布街头，阿女下工后到附近的戏台看戏，与台上演俊美小生的演员暗生情愫。

她们相爱、同居、争吵，一年半后分手。一气之下，阿女顺从家里的意愿，嫁给了黄惠侦的父亲——那个在结婚前只见过一面的男人，由此开始人生的厄运。多年以后，阿女和初恋重新联系，才知道彼此的婚姻都很不顺遂。

在黄惠侦的记忆里，大概不到10岁的时候，她第一次见到母亲带女朋友回家。那时阿女组起了自己的“牵亡阵”团队，女朋友叫小春，算是阿女的员工。

再后来，黄惠侦又陆续认识了娜娜、丽丽、双双……以及更多她不知道名字的阿姨们。

“从小看着我妈不间断地重复着喜欢某人、追求某人，最后告别某人的轮回，不得不佩服她实在比我积极勇敢得多。”

小时候，黄惠侦并不觉得母亲喜欢女人有什么不对，直到11岁那年，有长辈告诉她说，你妈妈是同性恋，是“不正常“的。偏见和歧视，这让黄惠侦在此后很长时间内怨恨，为什么母亲要和别人“不一样”。

但让黄惠侦更加恨的是，为什么母亲爱她的女朋友们，总是胜过爱她的女儿们。

在女朋友眼中，阿女充满着无限的柔情：嘴甜、轻声细语，体贴温柔，出手大方，甚至乐于帮女友洗内裤……

“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正常女人，都是因为遇见你妈，才被爱情冲昏头。”即便分手很久后，女朋友当着黄惠侦的面回忆起阿女，依然露出少女般的神情。

▲ 阿女的女朋友

黄惠侦在《迟来的告白》里不禁感慨写下，“对我妈来说，爱人就是要捧在手心上，让她觉得自己是整个宇宙里唯一的一朵玫瑰花，独特且备受宠爱；直到有一天，这朵宇宙里唯一的玫瑰，发现还有另一个宇宙与另外一朵玫瑰花存在。”

这也是一种从未在黄惠侦面前表露过的柔情。“虽然我们已经一起生活三十几年，但我们却一直都好像是陌生人一样。除了桌上的饭菜，我跟她的生活可以说是完全没交集。”

不知为何，阿女甚至会在外人面前将亲生女儿抹去。她曾向女朋友这样诉说自己的过往：结过婚，一个礼拜后就离婚了，只和丈夫同床一次，两个女儿是领养来的。

“我的妈妈，究竟爱我吗？”这句对多数人来说毫无疑问的肯定句，在黄惠侦心底，长久以来一直是个疑问句。

于是，《日常对话》成为一封写给母亲的书信，代替她问出这个问题。

02 父亲，无处不在的幽灵

在这封信里，黄惠侦故意将父亲隐去了。“如果把父亲放进电影中，我母亲没办法接受。”

那是一个阿女永远都不会原谅的人。

他叫阿源，比阿女大5岁，客家人。皮肤黝黑，浓眉大眼，塌鼻梁，身上混杂着汗水、油垢、烟酒和槟榔的难闻气味。

阿女相亲时第一眼见他就没好印象，“一脸横肉，目光凶狠，不像是个好人”。但在阿女母亲极力撮合下，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她就已经成为了阿源的妻子。

婚后，阿女跟着阿源来到台北，住进不到15平米的出租公寓，用薄木板分隔出两间房，分别放着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双人木板床，厕所和厨房与其他租户公用。两个女儿陆续出生，一家四口和所有家当，都挤在这个简陋的家中。10岁以前，黄惠侦一直住在这里。

▲ 黄惠侦和妹妹黄惠娟小时候

阿源是个油漆工，和其他底层建筑工人一样，都是做一日工、领一日工资。他实在算不上一个合格的丈夫和父亲，好吃懒做、酗酒，赚来的钱从不进家门，全部都交给赌场和烟酒摊，还搜刮母女做牵亡阵赚来的钱去赌博，不给就是一顿打。

咚咚碰，父亲用脚踹着母亲。

噼噼啪，父亲扇着母亲巴掌。

嘶嘶唰，父亲扯着母亲的头发。

黄惠侦至今清晰地记得，每一次家暴中不同的声音意味着什么。

但母亲总是静默的，任凭怎样的疼痛，她也决不求饶，这反而激起父亲更大的怒火。没有人知道，阿源是否觉察阿女喜欢女人。

“你有没有去问过要怎样才能离婚？”

“有问过，但是我觉得那样很丢脸。”

“你觉得让人家知道你被家暴很丢脸？”

“对啊，为什么长那么大还要被人打？”

终于，在结婚十年后某一个普通的下午，趁着阿源外出干活，阿女翻遍家中尚未被阿源搜到的财物，带上两个女儿，走出家门，走下楼梯，走到外面拦下一辆出租车。看起来就像一位母亲带着年幼的女儿出游，那样地平淡无奇，但却是一条再也不回头的路。

后来，听说阿源经常到各处牵亡阵现场打听母女的下落，身上一定会带着用报纸包住的刀。

离家后两三年，黄惠侦见过父亲一次。她随牵亡团演出，一次出阵时，棚架搭在一个篮球场内，她正烧着金纸，恍惚间用眼角余光瞥见，篮球场外站着一个人，那正是父亲，他的视线正投向黄惠侦。

父亲的表情看起来激动又疑惑，也许是因为脸上画着妆、穿着演出服，他没能完全确定眼前的女孩是自己离家的女儿。

黄惠侦的双脚几乎瘫软下来。她迅速走进棚内，一直躲到仪式结束。再往外面看一眼，父亲已经不见。

▲ 牵亡阵

“人活着总是需要点什么去支撑或驱动生命，不管那是爱，或是恨，都行。我不知道父亲那天看见了什么，或想通了什么，让他决定放弃找寻我们。但不管是什么，我想都不是让他好过的东西，因为，那让他最终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

考虑到母亲的情绪，黄惠侦并没有把阿源的形象放进《日常对话》中。

“我到现在都很气，那种人死掉最好，留在世上造孽。如果杀人无罪，我第一个就要杀他。”镜头前的阿女向来惜字如金，但谈及丈夫，她不惜说出最激烈的言语。

具体的父亲形象不存在，但“父亲”又是电影中无处不在的幽灵。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女人长大就是要嫁人，不然要做什么”，黄惠侦的舅舅和姨妈，这样解释为什么要把妹妹嫁给一个只见过一次的男人。

当他们得知妹妹经常被这个男人打骂，能做的也只是和阿源说“打狗也要看主人，你要骂她也等我不在的时候再骂。”

▲ “祖宗桌上没有人会供奉未出嫁的女儿”

阿女也有着同样暴力的父亲，和默默承受一切的母亲。

“外婆为什么要自杀？”黄惠侦问。

“因为你外公也很会骂人。她就是被骂到受不了，才会想自杀。”

这不仅仅只是阿女的梦魇。阿女有很多唱歌仔戏的朋友，她们有的是俊俏的小生，有的是娇美的苦旦，但不管在戏台上扮演什么角色，下了戏之后，她们就都变回别人的老婆。

而每当她们出现在阿女家中，身上总是会带着颜色深浅、面积大小不同的淤青伤痕。阿女一直都用一罐“金门一条根”药膏，为她们擦拭伤口。

在《日常对话》的世界里，镜头里的都是女性，但在镜头外，她们无时无刻不被“父亲”的幽灵笼罩。

“这个世界上的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从小到大，这是阿女对两个女儿唯一耳提面命的嘱咐。

十多年后，黄惠侦母女最终听到阿源上吊自杀的消息。消息是阿源的弟弟带来的，因为他垫付了丧葬费，需要母亲这个名义上的妻子取出阿源的劳保，来偿还费用。

黄惠侦代替母亲最后去看望了父亲。骨灰放在最上一层，因为这个位置的价格最便宜。“活在世上的时候处在底层，过世以后位置变高了，但一样都是边缘。”对于父亲的一生，黄惠侦这样总结。

03 等待，一次倾诉的机会

黄惠侦心中有一个藏了三十多年的秘密，她一直想质问母亲，却不知该如何诉说。

始作俑者依然是那个幽灵：在那个尚未逃离的家中，幼年的黄惠侦曾被父亲猥亵。

她一直觉得，母亲知道这个秘密，但仿佛当作什么都没发生。因此，她恨她的母亲。

“那个秘密让我无法爱自己，也无法全然无疑地去爱我妈。”黄惠侦在《迟来的告白》中写道，她恨的从来都不是因为父亲做了什么，而是来自于母亲的不问。

一张餐桌，母女对坐，这段秘密终将被解开。

这是《日常对话》中最重要的一个场景，也是纪录片拍摄的最后一个场景。在一起生活了半辈子，黄惠侦终于借着“拍电影”的理由，与母亲第一次面对面敞开心扉。

▲ 餐桌对话

“我一直以为是因为这件事，所以你很讨厌我，不愿把你心里的事告诉我。”黄惠侦哭着对母亲说。

但阿女连连否认，她不知道这件事，更不会因此讨厌女儿。阿女一只脚踩在椅子上，用这个姿势把头深埋进胸前，沉默着。

“你讲这些事让我更生气。”末了，面对女儿的倾诉，她幽幽地说。

黄惠侦原以为母亲是在气她，气她对她的误解。但后来才发现，母亲是在生父亲的气。“这就是对话之艰难的原因，我们常只会听到想听的、或是预设这个人会讲出来的话。”黄惠侦说。

这一场餐桌对话一共拍了三个多小时，直到黄惠侦情绪崩溃，摄像机没电。那天晚上，她在拍摄札记写下感想：所谓秘密，守着难，说出口更难。

从1998年到2016年，一共18年的拍摄全部完结，黄惠侦还是没有问出“你到底爱不爱我”这个问题。但后期剪辑的同事对她说，“你为什么还觉得妈妈不爱你，不爱你的话，谁陪你干坐那么长时间！”

04 迟来的和解

看过电影后，黄惠侦年幼的女儿在日记本里画了两页画，第一页是《日常对话》的海报，也就是母女二人对坐的画面；翻过来第二页，原本坐着的两个人站了起来，女儿在画的下面写着：“日常对话”站起来，结束了。

对于黄惠侦来说，承载着重大意义的《日常对话》，结束了。

▲ 阿女和外孙女

2017年4月14日，电影在台湾首映，黄惠侦把放映厅正中间的位置留给了母亲，让她无法轻易中途离场。“那大概是她人生中第一次用挺有美感的方式来观看自己的生命。”

看完回到家，母亲径直走进厨房，洗手，做饭，煲汤给黄惠侦喝。她开始像对待女朋友那样对女儿轻声细语，让黄惠侦大感“稀奇”。这样的情景大概维持了一个月。

阿女不再回避自己的人生，她会把电影获奖的报道，大大方方拿给外人看，还会问黄惠侦拿票，说要带朋友一起去看。而阿女的女朋友们，看完电影最在乎的是，“为什么那个阿姨的篇幅比我多，是不是她比较敢讲？”

同样用食物来表达爱的还有母亲的兄弟姐妹们。他们看完电影后的第一个反应，是给黄惠侦带了很多很多的食物，比如，庙里祭祀过的糖果、饼干。

“我们的上一代，不知道该如何用更好的方式表达爱和关心，他们只懂用一种方式，就是他们小时候匮乏什么，现在就会想办法给予孩子，所以食物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表达工具。”黄惠侦说。

▲ 拍摄期间，黄惠侦一家拍下的第一张全家福

母亲现在依然与黄惠侦租住在一起，但已经不再是《日常对话》开头的那个“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跟我妈现在已经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黄惠侦说，“至少我们中间没有隔阂，相处起来是自在的，有什么话都可以讲，我觉得这就已经是很好了。”她想着，等做完眼前一个新的纪录片工作，就搬去乡下住，让母亲有地方可以种菜。

那句始终没有问出口的话，在现实中已经得到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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