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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少雨苦旱、地瘠民贫，高原性干燥寒冷气候，年降水量仅400~600毫米，1940年代，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农业提出的目标是“耕三余一”，即争取做到耕种三年能积蓄下够吃一年的余粮。

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财政仍十分困难，中共机关所在地杨家岭-——二百人左右的伙食单位，吃粮不足，瓜菜也不能保证供应。毛主席和群众同甘共苦，在一段时间里一天三餐喝小米稀粥。

1、从打土豪到二五减租

红军刚入陕北，还是“打土豪经济”：

办法还和以往一样，由部队的政治机关和供给部门共同组织打土豪，抓到地主，就一批一批地罚款，从几百到几千不等。同时没收地主家的布匹﹑粮食和盐等物资。我们把布匹分给部队，准备给战士做单衣，没收的粮食，除了留下部队吃的以外，其余都分给了当地的贫苦群众。

南方苏区杀富济贫的绝对平均主义，短期内虽能有效动员一部分贫农参与。但暴烈政策毕竟缺乏持续性，至多见效于一时，难以坚持于长久。红军到达陕北后，虽然最初还只能依靠“打土豪”维持生计，1936年2月20日~5月5日，毛泽东、彭德怀率红军东渡黄河。发动“东征”，既有扩张军政影响之目的。更有“搞经济”之内涵。

根据地停止“闹红”后的经济政策、土地政策，改为相对缓和的“减租减息”，即“二五减租”——北伐时期国民党一路实行的土地政策。1926年10月，北伐军进入湘鄂，为取得农民支持，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制订“二五减租”政策，列入《最近政纲》。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25%，简称“二五减租”。

此外，减租后，各类地租一般不得超过收获量的30%，最大不得超过45%。南京政府成立后，继续推行“二五减租”，颁布《佃农保护法》，规定佃农缴租不得超过所租收的40%，所有苛例一律取消，佃农对所耕地有永佃权。

1937年，我党明令废止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不再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贫雇农，改为减租减息。

1939年冬，各根据地相继实行“二五减租”，既改善佃农生活又保证佃权，借贷利息减至一分。晋察冀边区的彭真：“这虽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利息还重，但已比高利贷降低了。”

1938年5月晋察冀根据地，彭真发表《广泛进行抗战的财政动员》：

过去边区没有正确的财政政策……财政的来源专靠向富有者征收或募捐……因此才筹款极少而摩擦极多。

晋察冀在日寇控制的平津周围，种植的棉花不供给日寇，边区政府劝农民少种棉花多种粮食，日伪政权就是向农民发放棉花种籽，但也没多大用处，百姓甚至不愿到日伪城镇去赶集，竟发生日伪被迫用汽车载着百姓进城赶集，但成效并不大。聂荣臻：“敌人占去了我们的城市并不能控制我们的经济。”

平均分配土地后，陕甘宁边区人均拥地三垧(三亩/垧)，每亩收粮三四十斤/年，每人每年收粮不过三四百斤。吃喝、种粮、牲口及其它一切用度全都指着这点收成。维持生活已不容易，还得缴“救国公粮”。

延安时期，除了经济政策“二五减租”，还大力垦荒、鼓励私有经济、改善劳资关系、注意调节税收；政治上“三三制”、统一战线、优待敌俘、民族平等、简政廉政；司法制度上，严格执法、优化狱政、保护外侨、保护私人权益；文化教育上，兴办学校、降低文盲、剧团下乡；生活上，官兵平等、共度时艰、优抚抗属、村村挖井、兴办福利；社会事务上，反对缠足、改造二流子、鼓励劳动、男女平等、保护妇幼；凡此等等，一时气象。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讨汪大会上宣布边区“十没有”：

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抗日的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全边区行政干部4558名，其中边区级干部仅367名，机构精悍，效率高强；社会正义，个性舒张，婚恋自由，离婚也自由。乞丐、娼妓、赌博这些社会的病态，这里几乎完全消灭了。贪污舞弊之事更已绝迹，所以大家还是愉快的苦干着。

2、来自赠款和国民政府的拨款

1936年4月9日晚，张学良偕王以哲、刘鼎等自洛川飞赴肤施(延安)，当晚与周恩来、李克农一行会谈，次晨四时结束。除了军政协议，张学良赠送红军两万现洋，以后又送二十万法币。1936年8月，潘汉年奉命与张学良谈判，几乎每晚都与张学良深谈，无话不谈。张明确告知东北军中立，不打红军。边区给养困难，张学良先资助五万元，由上海拨款，并同意给红军做一部分冬衣。

国共合作后，根据地得到国民政府资助，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国民政府承认八路军三万人编制，每月拨饷六十八万元，子弹八百万粒。南方新四军，1937年10月21日，叶挺第一次从国民政府领取开办费五万元；此后每月经费至少6.5万。闽赣各省特委最低月需一千七百元，多至三千元，长江局仅批五千元。

东南局书记项英抱怨：

还不够闽西和另一、二个特委经费。目前新四军自身难顾，何能帮助分局，必须先设法增加一万元的经费才行。

东南分局向上级长江局与中央的报告中，多处要求拨款。1939年，叶挺夫人从家里张罗来一笔钱，从广东、香港购得三千六百支手枪，运抵皖南，这是后人难以想象的大手笔。新四军手枪团因此成立。

1938年4月下旬，新四军先遣支队挺进敌后，叶挺见支队司令粟裕的电台机要员没有武器，送上自己的的左轮手枪，还细致交代：任何时候不得离开首长，身上必须保持干燥火柴，以便紧急时刻烧掉密码。

范长江《塞上行》(1937年4月)：

1937年2月6日，他与博古、罗瑞卿同车从西安往肤施(延安)的车上，装的最重要的是从紫金山那里运来的几十万法币。

1938年3月24日，毛泽东对记者说：国府每月拨给八路军几(五)十万元经费。1940年6月初，陈嘉庚访延，朱德向陈介绍：国民政府承认中共军队三万人编制，每月拨军政费68万元。步枪子弹每月供800万粒。

1939年6月，留美硕士江文汉(1908~1984)率基督教访问团入延：

中央政府对边区政府似乎已经给予事实上的承认。我们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出这一问题：民族救济委员会已给他们十万元的拨款，交通部一个月给他们十万元用于筑路。经济部在土地开垦的项目中也给他们以帮助。

1937年底，武汉市长吴国桢宴请周恩来等南开老同学，办了一桌三等晚宴(16元)，周恩来还礼，几天后回请的是由银行分会大厨师料理的宴席(36元)，当时汉口所能筹措的最贵酒席。周恩来带来的酒也是最好的。一位南开同学问起周恩来的收入。

周恩来答：月薪五块钱。同学们惊讶不已：“就这些?再问如何付得起饭钱?周恩来说：由我的党来付。又问：那你的皮衣呢?周恩来答：也是党提供的。又问：有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党提供的呢?周恩来答：你们知道，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共享一切，我什么也不占有，党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36元一席已是天价了。

3、鱼多塘小的困境

1941年，边区政府脱产人员已是1937年9月6日成立时的五倍。1942年全边区脱产人员达到总人口的5.4%。1937年征收公粮1.4万石(一石150公斤)，为边区粮产量1.28%，人均负担一升；1938年升至1.5万石；1939年6万石；1940年10万石；1941年20.167万石，占边区粮产量13.8%，人均负担1斗4升(合21公斤)。

胡乔木记载：

边区1939年总人口200余万，脱产人员4万多；1941年总人口缩至140余万，脱产人口近8万(因增加卫戍部队)，国民政府1940年11月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粮饷，“鱼多塘小”矛盾更加突出。

公粮征收标准具体如下：

五斗起征，地主缴纳收入的25~35%、富农20~30%、中农9~20%、贫农9~12%、雇农种一点地的，缴纳3~5%。

干部、兵员超过供给极限，不得不精兵简政。中央机关2.4万人，要求减至五六千。1942年12月1日，毛泽东指令各根据地：“军队在抗战期间原则上不再补兵，全军准备在明年至后年缩小一半，由57万准备缩至20余万。”

战争当然最终打的是财政。根据彭德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建设》(1940年9月)：

八路军兵员占根据地人口2%，每一兵员按1940年生活水平，每年约需470余元，根据地人均负担9元，加上其他杂费，每人负担为11元(支差等费在外)；而政府、群众团体工作人员，“至少占全人口百分之一。”

彭德怀认为坚持敌后的长期战争需要强大兵力巩固根据地，不合理解决财政经济，就无法供给战争，影响敌后根据地的巩固与坚持。

1939年1月，中共湘鄂赣特委工作报告中也谈到：

因为经济困难，整训队伍繁忙，对地方工作干部生活，当时特委没有注意照顾维持。引起一些干部的不满和消极，在干部问题上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经验教训，要关心干部的生活问题。

4、生活在延安人群的工资待遇

据延安诗人艾青、卞之琳记述，1938年津贴标准为：

士兵(班长)一元、排长二元、连长三元、营长四元、团长以上一律五元，毛泽东、朱德也是五元。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四元，惟著名文化人、大学者五~十元。1938~39年抗大主任教员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每月津贴十元。王实味每月津贴4.5元，冼星海十五元(含女大兼课三元)，鲁艺音乐系教员一律十二元，助教六元。发的是延安“边币”(白布盖印)，一元边币可买两条肥皂或一条半牙膏或两斤肉包子或十几个鸡蛋。

安娜·路易丝·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1885~1970) ：

像贺龙这样的师长，每月的工资为中国币五元，朱德为五元，折合成美金连两个美元都不到，只抵得上其他中国指挥官通常工资的一个零头。

晋察冀边区实行薪金制，膳食、服装、应酬均自给自备。晋察冀边区政府主席每月生活费十八元，各县工作人员普遍十元左右。彭真叹曰：“相当艰苦的”。

1941年11月成立的中央办公厅，由任弼时制订待遇等级，分设大、中、小灶。高干小灶为四菜或二菜一汤、干部服；中层干部中灶；一般干部的小灶为高粱米饭或小米粥、大锅菜、粗布服。

差别仍不大，具体如下：

大灶：每月八次肉，每次四两；馒头每月四次；菜内增油四五钱；碾碎细米，米汤加豆。

中灶：饭以现在水平为准；每天三两肉。

小灶：菜维持现在水平；每日米面各一半，饭菜注意调剂变换。

1941年，延安中央党校80%以上学员住窑洞，洞高一丈余，长两丈余。洞前临窗靠墙一长坑，能睡十几人。文具每月发纸十张、墨水五钱、铅笔两支(或毛笔两月一支)；《解放日报》一窑一份，清油灯一人一盏(煤油灯两人一盏)。高级班(地委与旅以上干部)中灶，午餐、晚餐一荤一素一汤；中级班大灶，小米或馒头，一菜一汤。

1941年，右眼失明的刘伯承，有段时间连左眼也看不到东西了。

军医一检查：“工作、学习过度劳累，上火了。买点白糖，多喝点白糖水，败败火就好了。”刘伯承问：“白糖多少钱一两?”军医回答：“五元(冀南币)一两。”刘伯承：“这么贵!白糖水不是我们喝的，不能买。多喝些白开水就行了。”

活动于皖北涡阳一带的新四军四师，从上海来的同志给师长彭雪枫带了些白糖，彭雪枫未留给孕妻一点，四等分送给政委邓子恢、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吴芝圃、《拂晓报》一位病员。

1939年，国军士兵月饷八元。阎锡山晋军士兵月十一元法币、少尉二十四元、中尉三十三元、少校九十六元。

胡乔木：

国民党的县长月工资为一百八十元，边区的县长津贴仅二元，边区政府主席的月津贴也不过五元，他们不是做做官发财的官老爷，而是廉洁奉公的人民公仆。

1944年，重庆《新华日报》：国民党上将月薪一万六千元法币，中将一万一千元，少将八千元，一等兵五十五元，二等兵五十元(仅能购三四包劣等香烟、火柴五六盒)，高低极差320：1。

5、延安的物价

1936年8月，陕甘宁边区甘肃境内一只鸡二角钱，一头猪一元，一头羊三元，老乡用禽畜换钱买食盐、棉布、大烟。除此之外，钞票就似乎毫无价值了。

1937年4月16~17日，《申报》记者俞颂华(1893~1947)，记载采访肤施(延安)所见：

盖愈是往北，人民的生活愈是苦，当地的人以灰色的面条或馍馍，和以红的辣椒酱及灰色的盐果腹。吃不起面的人，即以山芋或小米当饭，我们在路上常常以鸡蛋充饥，那边鸡蛋尚不贵，且到处可买，一角大洋可买六枚煮熟的。….我们由西安一路来到肤施感觉到陕北颇有些“地老天荒，海枯石烂”的样子。

抗战初期，各地物价仍廉，猪肉每斤二角，一角钱可买十来个鸡蛋。冀西根据地1938年八元可买一石多米。1938年4~10月，一一五师685团驻扎汾阳东南，杨得志外出侦察地形，肚子饿了，找不到东西吃，掏出一块钱请带路老乡买点鸡蛋，结果买来二十斤，两人吃了几个，剩下的带回给了炊事班。

1938年5月，河南商丘一毛钱可买10~12个鸡蛋，一队来自陕北的干部感到“这里很富裕”，几个小伙子比赛吃鸡蛋，感到很享福。

曾志回忆录记述1940年涨价前的延安物价：

延安的群众很少种菜，也不太会种菜。可是大路菜，例如萝卜、白菜、土豆、红枣都还容易买到，就是猪肉、鸡蛋之类也并不缺，还便宜。一斤猪肉就两角钱，延安人还有个习惯，不吃“猪下水”，因此猪的肝、心、肺、肠、肚就尤其价贱。

1940年，延安物价上涨300%以上，鸡蛋每枚由一分涨至三分，鸡每只由一角涨至四角。1938年香烟0.1元/盒，1941年2~4元/盒。1941年底的物价是1937年初的44.2倍。1944年，陕甘宁边币与法币的汇率：8.5：1；晋察冀边币与银圆的汇率：18~25：1。

还有一则有关物价的参照数值。延安整肃贪污的红线：1938年贪污两百元或受贿一百元者处死。1940年货币贬值后，贪污五百元以上枪毙。

5、各种经济事件

1938年，河北邢台县党组织缺乏经费，城南邓家庄交通联络站负责人，一位31岁女党员，衣着破烂、面黄肌瘦、披头散发、假装癜呆，为党乞募经费。村里人只知道她逃荒要饭，啃树皮、刨野菜，前年冬天差点死在雪窝里。但对上暗语接上关系后，她向组织交出几块银元，专门解决党组织迎来送往的经费。

1940年11月，国民党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军费，延安经济陷于困境。于是，恢复三边(定边、靖边、安边)盐业，三县有五处盐池。原有盐务机构，连年战乱，机构垮掉，盐业处于无政府状态。1941年初，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留守兵团决定成立定边盐务局，负责销售。1943年国民党要求盐贩不要上边区进货，提出“咸死边区”。仅仅半年，边区各口岸就囤盐十五、六万垛，卖不出去，边区经济更困难了。同时，西安食盐供应只能舍近就远，盐贩只能上青海、宁夏运盐。关卡多、土匪劫、风险大、成本高。

陈云、叶季壮、耿万福等人根据西安盐业供应现状，决定盐价不降反提，造成西安盐贩心理恐慌。提价20%后盐商要求按原价购买，盐务局坚持不降。盐商精算即使提价20%也比上青海、宁夏贩盐划得来，“到十四天头上，便一拥而上，不到半个月时间就把存积的十五、六万垛盐抢购光了。边区也因此进了不少日用百货，使市场又有了生机。”

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及南方局的经费一直较充裕，大部分来自外面转帐，各大银行都有户头，随时可提取大量现钞。由于是大户头，银行总是优先办理业务。1942年，南方局拨给桂林的南方工作委员会十万经费。

5月26日，南工委组织部长郭潜携妻领款，在广东韶关双双被捕。旋叛变，带领国民党“中统”特工到处抓人：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夫妇、弟妹、译电员、保姆等七人；粤北省委组织部长饶卫华、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南委宣传部长涂振农(后叛变)，等四十余人被捕。

各根据地也有雇员职权大于雇主的现象，中共中央书记处1940年不得不下文制止：

………过高增加工资，改善待遇条件过多，如要雇主供给衣服鞋袜，要同雇主吃同等伙食，工人参加会议除工资照给，还要雇主供给饭钱?要求分得40%红利。及监督审查盈利数目，过高规定伤亡恤金，及强调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

那会儿就有“引进外资”、“欢迎外商”的问题。1941年8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总结：

欢迎外商来边区经营商业，把商人统一战线扩大到敌占区去，这是繁荣我区市场的办法……只因我们过去在贸易政策的执行上犯了错误，所以外商不敢进来。......今天二层市场的形成，外商不敢进来是主要原因。我们应该欢迎外商来边区内部坐庄，这样我们易于争取主动，否则我们要找外商买货卖，?就要成为被动的，如何拉进外商来?

1938年，毛泽民夫妇赴俄养病，滞留新疆迪化(鸟鲁木齐)，盛世才招待的伙食不错，餐后给几块糖或一个水果，毛泽民夫妇将糖块攒起来。托几天后从苏联回延安的许光达带给毛泽东。

1936年7月25日，红一军团一师在宁夏一带活动。进入回民区，怕引起民族矛盾，不能去打土豪，经费极度困难。师部要求全军捐出个人伙食尾子、零用钱。中央指令干部：你们是要钱还是要兵?三团政委肖锋(二十岁)捐出七块现洋及细软，该团集九百块现洋、三斤金子，足够全团一个半月生活。

1941年2月初，方志纯、马明方、张子意一行二十余人留苏三年回国，从生活费中节约下两百多美金，一到新疆，全交了公。

1944年5月，赵超构对延安赞誉有加：

论物质的享受，这里的确谈不到；但是，在这里，我初次见到所谓“精神”这一种力量。……这里的人物，没有一个人给我一个做官的印象。服装一律的是草灰布的中山装，横腰一条皮带，根本就和平民一样，也无所谓“平民化”。说话谈论，没有那种“然而……不过”的官腔。活跃于陕北政治舞台的，只是干部，并没有“官”。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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