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16日，一架“安二”型飞机在凛凛寒风中，划破云层，在夜里十二点返回了北京。

1月17日，尽管寒意侵人，但长期在周恩来、邓颖超担任秘书的赵炜发现，邓颖超一早就在西花厅门口等待着张树迎和高振普了。

两人是周恩来生前的卫士，他们在前一天晚上，去执行了一次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任务——代表邓颖超，将周总理的骨灰撒落在祖国大地上。

邓颖超在听完两人的汇报之后，再三强调对周总理骨灰撒落地点要绝对保密。

邓颖超

然后，她走到周总理卧室的办公桌前，那里放着周总理的遗像，遗像前放着一个骨灰盒，此时的骨灰盒里已经空了。

邓颖超看着这个空空如也的骨灰盒，对在场的几人叮嘱道：目前恩来同志的骨灰已经被撒在了祖国河山上，他生前十几年的愿望现在已经实现了，我也因此感到非常安慰和愉快。等我死的时候，也希望在不同岗位的你们，能支持我和恩来一样的做法。这个骨灰盒你们保存好，继续留给我用，这样可以节省一个。

赵炜一听，愣了半晌：“大姐，骨灰盒才多少钱？公家给买一个嘛！”

赵炜、邓颖超

邓颖超坚决地说：“不行！要节约。公家买，公家掏钱，就是你拿我的工资买，我的工资也是人民的钱。不要重买，就用这个骨灰盒！”

因此，在邓颖超的坚持下，这个周总理用过的骨灰盒就这样被精心保存了16年，每年赵炜都会把这个骨灰盒拿出来仔细擦拭，一直到1992年邓颖超病逝……

一、十八相送 遗嘱留大爱

1992年7月11日6时55分，邓颖超和这个世界说了一声永别，她在平静中停止了呼吸，安详地离开了。

陪伴她27年之久的秘书赵炜，看着她的邓大姐那安详的“睡容”，忍不住俯下身亲吻了一下邓颖超的额头，眼泪止不住地往下落，带着她对邓大姐无限的哀思、永远的怀念，滑过两颊。

次日，中央领导同志纷纷来到北京医院，商讨邓颖超的治丧事宜。

赵炜吻别邓颖超

其实，邓颖超早在生前就已经给党中央写过信，嘱托自己的后事。

在邓颖超100周年诞辰之际，赵炜曾写过一部回忆录——《西花厅岁月》，在里面详细地叙述了她陪伴周恩来、邓颖超两位同志37年之久，讲述了她在西花厅的工作与生活。

其中有写到，邓大姐在周总理去世后，就已经开始考虑起自己的身后事来了。

1978年7月1日，在党的生日这天，邓颖超让赵炜准备纸笔，她说自己要给党中央写一封信，庆祝党的生日。

而这封信就是邓颖超遗嘱的初稿，是她对自己身后事的安排。

赵炜、邓颖超

1982年6月17日，她又把这份遗嘱拿出来，细细端详，而后一字一句重新誊抄了一遍，再补充了两点进去。

在邓颖超写遗嘱时，赵炜心里不是滋味，劝她不用这么早就开始，还不到写遗嘱的时候。

邓颖超的回答是，等到了那个时候就晚了，不能写了。趁着现在身体好，头脑比较清楚，又能动笔的时候写好，这样不仅组织上好办，也不用让赵炜为难。

她的想法很简单：等她死后，把这封给党中央的信公布了，让大家知道自己不在了，就足够了。

邓颖超

这一份遗嘱里罗列了邓颖超的七点要求：一是遗体解剖后火化；二是骨灰不保留，撒掉；三是不搞遗体告别；四是不开追悼会；五是公布这些要求，告知人民她已逝世，因为一个共产党员所做的工作和职务都是由党和人民决定的；六是与周恩来同志共住的房舍，交公使用，不搞故居；七是不要因为周恩来同志和她的关系，对亲属有特殊照顾。

遗嘱中有提到对于骨灰的安置，邓颖超早在1956年推行火葬后，就和周总理约定好要撒掉骨灰。

正因为她早就想好骨灰的归属，所以她一直保留着周总理用过的那个骨灰盒，既是出于承继情感，也是为国家节约资源。

这个骨灰盒是16年前，在邓颖超的委托下，郑炜和张树迎以及处理周总理后事的同事一起去八宝山革命公墓选购的。

邓颖超

去之前，邓颖超特意叮嘱，要挑一个便宜的骨灰盒。她并不看重这些身外之物，觉得就只是装一下骨灰，不需要那么讲究。

因此，西花厅这两位同志在八宝山的工作人员拿出的骨灰盒中选择了其中花纹比较好看并且价格不高的那一种。

不过经过一番仔细的检查，发现这个骨灰盒外观有损，有一处掉了漆。于是，八宝山的工作人员又拿来同款的一个骨灰盒，可这个盒盖开合不顺，不容易打开。遗憾的是当他们想再看看其它骨灰盒的时候，工作人员抱歉地说，这款只有最后两个了。

最后，经过一番商讨，他们决定买那个盒盖不容易打开的那一个。

这个楠木深雕松鹤图案的骨灰盒如今被保存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的“邓颖超专题展厅”中。

有一次，邓颖超和郑炜说，等她用完这个骨灰盒，还可以继续保存着，让西花厅的其他人使用。郑炜赶紧摆手，等邓颖超用完了，肯定会收藏起来，其他人怎么有这个资格和这两位共用一个骨灰盒呢。

邓颖超病逝后，西花厅工作人员按照她的遗嘱，将她的骨灰安放在这个盒子里。

1992年7月17日，邓颖超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

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一路上挤满了冒着酷暑为邓颖超送行的人。

18公里长的路两旁，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目送灵车向西。

灵车所过之处，群众皆悲泣不已，还能听到几个挤在人海中的姑娘的喊声：

“邓奶奶，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二、身着旧衣 遗物显胸襟

在邓颖超生命的最后阶段，她多次提及她的遗嘱，生怕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不按她的意愿去处理她的身后事。

邓颖超除了给党中央写信提出自己对身后事的几个要求，还写了一封信嘱咐几位承办具体事项的工作人员，后又另有口头嘱托。

对此，郑炜多次劝她的邓大姐放心，向她保证，虽然有些事可能不是自己能够达成的，但是凡是能达成的，肯定按她的意愿做。

其中有一项，就是一定要穿一套黑色华达呢西装离开人世。

周恩来、邓颖超

这套黑色华达呢西装是20世纪60年代做的，每年只要天气转凉，邓颖超就会穿上它，因为它穿着特别合身。

在周总理在世的时候，邓颖超就经常穿这套西装。

穿久了，自然也就旧了，破了。

可她不舍得扔掉，在补了好几个补丁后，还是时不时拿出来穿。

在给周总理送行的那天，她就拿出了这套黑色西装。

然而自那天之后，邓颖超就不再穿这套衣服了。

周恩来逝世

她叮嘱郑炜，要收好这套衣服，等自己走的那一天，要穿着这身衣服离开。

郑炜作为照管邓颖超方方面面的秘书自然不会同意，要是穿着这身旧衣服离开，不说过不了自己心里这关，还是明摆着让别人说自己这个秘书失职啊！

她当即反对：“这件衣服都已经打上了补丁，别人会说我的，您放心，我到时候会好好选一件您喜欢的衣服的！”

可邓颖超十分坚持，这件衣服很合体，是她特别喜欢的。而且她始终觉得人去世了之后，里三层外三层地穿新衣服，都是给活人看的，这是活人给自己的一种慰藉。这些新衣服的最终归宿都将化成灰烬，只是无谓的浪费罢了。

邓颖超

郑炜看邓颖超如此坚持，便也不再多作反驳，只是顺着她的意思，将这套黑色旧西装收好。

其实，早在周总理去世的时候，邓颖超就是这么做的。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突然病故，在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回去拿衣服时，邓颖超就说不用做新衣服，就在现有的比较好的衣服中，选一套周恩来平时喜欢穿的就好。

她还强调，这就是恩来的作风，平日里要想为他添一件衣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现在他去世了，我们得尊重他，不能打破他自己的原则，不能为他而浪费人民的钱。反正新衣服旧衣服最终都会被一把火烧掉。

最后，他们把准备好的衣服，用一块已经用了很多年的紫布包好，送到北京医院。这里面有的衣服穿过几年，有的甚至已经穿过十几年了。

在场的一位医生一打开布包，怒发冲冠：怎么能拿这样的衣服给总理？为什么不做新的？你们跟着总经理这么多年，给他穿这样的衣服，对得起他吗？

听着老医生的怒斥，这些常年陪伴在周总理身旁的工作人员谁也没吭声。

他们内心也是无比挣扎，可这是邓颖超交代的，是周恩来的遗愿，必须遵从……

周恩来、邓颖超

而在16年后，他们再次经历了相似的场景，恍若隔世：

当赵炜让人把那套邓颖超指定的黑色华达呢西装拿出来的时候，在场的很多人都惊讶无比。

这套衣服已经不能称之为“旧”了，可能用“破”来形容更恰当些。

一套衣服上，有好几个不同布料的补丁，从这，我们就能看出这套衣服是经历了多次修补。可即便这样，袖子、里子、裤腰这些地方也都是破的。

其他人不理解，为什么非要给邓大姐穿这套衣服呢？

邓颖超

有几个同志甚至带着哭腔责问郑炜：“邓大姐的其他衣服呢？哪套不比这套强啊！我们换一套好点的，行吗？”

郑炜无奈，只好反复向众人解释道：

这是邓颖超亲自交代、多次强调的，这是她的遗愿啊！我们怎么能不遵守呢？

听了郑炜的解释，大家静默了。

是啊，邓大姐的遗愿怎么能不遵守呢？要让她走得安心啊！

于是，众人含着泪，一个个拿起针线，为这套西装做最后的缝补。

邓颖超

7月17日凌晨4点30，西花厅的所有工作人员一起动手，为邓颖超换上了她喜欢的衣服——内里一件紫红色毛衣，外穿春绸面棉袄，最外面，就是这套黑色西装。

就这样，西花厅的最后一位主人，带着她最喜欢的衣裳，永远离开了这个住了43年的地方……

丧事过后，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开始整理邓颖超的遗物。

在邓颖超身边的全体工作人员都是清理小组的成员，赵炜是负责人，根据邓颖超去世前的交代以及曾经清理周总理遗物时的原则来进行清理工作。

在清理过程中，一位后期才加入西花厅的工作人员感叹：清理了这么多天，压根没看到什么值钱的东西，越清理越让人感动，这两位老人用自己的一生谱写了什么叫“两袖清风”。

周恩来与邓颖超两人看似没留下什么金银财宝，但他们留下了无价的精神财富，万金难买。这些精神瑰宝像一颗种子，在万千人民心中生根发芽。

一心为公 骨灰入海河

1992年7月18日，在一众亲属、曾在西花厅工作过的人们、部分有关中央领导的泪光中，在几百名手托军帽列队肃立的中央警卫团战士目送下，伴着悲戚的哀乐声，郑炜捧着邓颖超的骨灰盒走出了西花厅。

按照邓颖超的交代，按照她平时出行的习惯，郑炜、高振普、医生还有护士陪着“邓颖超”坐上了她平时坐的车往天津开去。

似乎一切都如往常一样，但沿途成千上万默哀的群众又仿佛在说，一切都不一样了。

把骨灰撒在天津海河，这也是邓颖超早就决定的。

她曾说过，等她死后要把自己的骨灰撒在天津，因为天津不仅是她革命生涯的起始地，也是她和周恩来爱情的萌芽点。

1919年，邓颖超和周恩来在天津相遇相识；1925年，他们在广州定下终身之约；1949年，伴着海棠花开，他们住进了西花厅。

两人相知相伴走过了五十余载，一生虽没有子女，但他们一生为党和人民服务，所有的人民都是他们的子女。

即使是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两位老人都始终心念祖国，心系党的工作。

邓颖超最后一次入院的时候，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了，但无论如何她都坚持每天听广播了解国内外形势，每天听工作人员读报纸、念文件紧跟党的步伐。

她对身边的人说，自己虽然人老了，但思想不能老；虽然人退休了，但思想不能退休。身边人的眼睛、耳朵就是她的眼睛、耳朵，所以，首都发生的种种都尽入她心，住房改革、物价跌涨、交通变动等等她统统都知道。

邓颖超

为了能让邓颖超早些休息，念报的工作人员有时会“偷工减料”，只读题目和内容概要。可邓颖超总是敏锐地察觉到问题，坚持让人读全文给她听。

直到她生命结束前的最后两个月，依然天天如此。

7月18日，当邓颖超的灵车进入天津时，天津的群众已早早得到消息，默默守候在马路两旁，想要送这位值得尊敬的邓大姐最后一程。

郑炜见此，就让护士双手举高邓颖超的遗像，让更多的人能够再看一眼敬爱的邓大姐。

无论是在北京，还是此时的天津，灵车所过之处，群众无不悲泣不已。

天津觉悟社纪念馆的全体工作人员，守候在宙纬路口，他们个个佩戴着白花，手中举着一块横幅，上书“邓大姐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在另一个路口，也有一群工人身着黑纱高举着邓颖超和他们的合影以及给他们的亲笔题词，他们就是天虹服装厂的工人。

灵车开过，还有一群学生，因为个子不够高，没能亲眼见到邓奶奶的灵车，他们央求老师带着他们举行立壮志主题大队会，以这种特别的方式为邓奶奶送行，这群学生就是邓颖超的母校——河北区西箭道小学的学生。而另一群南开中学的学生，则是采用了默默守候的形式，一千多名师生在西南角静默，为邓颖超送行。

在天津大礼堂举行了最后的悼念仪式后，中央领导、天津市领导以及邓颖超身边的工作人员捧着邓颖超的遗像和那个周总理曾经用过、现如今安放着邓颖超骨灰的骨灰盒，登上了“新海门”号轮船。

周恩来、邓颖超

11点50分，轮船启航。

伴随着“新海门”号长鸣的汽笛声，放眼望去，海河上的其它船只也都奏起了哀乐。

海河上飘荡着月季花瓣，这是天津市市花，是人们为了祭奠邓颖超撒在河面上的。

赵炜和高振普满脸悲戚之色，双目含泪，将骨灰一把一把地撒向海河。骨灰伴着滴滴泪水与朵朵月季，融入了汩汩河水中。

邓颖超不在了，但她又无处不在。

周恩来、邓颖超

在七十多年的革命岁月中，她始终坚定地拥护共产主义，始终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她的艰苦朴素、她的廉洁本色、她的一心为公，都随着海河之水，流淌进祖国人民的心中。

她以另一种形式存活于世间，她的一生将如这奔流不息的河水般，在人们心中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