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银镯
文| 许清清 编辑 | 晓杨
母亲手腕上的银镯，是我记忆的荧光屏上第一个清晰的镜头，那是她一生戴过得最奢华的首饰。
正值大跃进的年代，父亲担任乡里的秘书还兼着村里的干部，一天到晚都在忙着工作上的事。他的干部身份带给母亲的唯一特权就是“苦活累活带头干”。
母亲已有三个孩子：哥哥、我、弟弟。每天早晨天不亮就下地劳动，早饭前一边洒扫庭除，一边大呼小叫的把我们从被窝里喊起来，手脚麻利的给我们梳洗完毕，一手拉着我一手抱着弟弟，我总是用左手的食指勾着母亲的镯子，一溜小跑地跟着母亲的匆匆步履到村里的幼儿园，母亲健步如风的离去，银镯在她瘦骨伶仃的手腕上晃荡着，发出一闪一闪的光亮
母亲除了下地还要承担一家七口人的家务以及针线活。家里、地里、食堂从早到晚，像一个无法停息的陀螺快速的旋转着。
每当我们钻进被窝，母亲就摘下她的镯子，借着如豆的灯火，用一块干净柔软的旧棉布垫在手上，拇指和食指捏住圆弧的任意一点随之捻转而动，镯子在母亲的手里一圈一圈的闪烁着银辉；有时还沾一点香灰将镯子对着灯光，或细眯双眼或秀目圆睁，轻轻地擦掉某处针尖大点儿的银锈。那若有所思的凝重伴着双手的轻柔而细腻，象在擦拭心灵上的一丝纤尘，日复一日，银镯在母亲的手中擦拭的月牙儿般亮丽。
我喜欢母亲的银镯，更爱享受母亲那片刻的宁静；我总是静静地看完这一幕，在母亲的飞针走线中进入甜甜的梦境。
一个细雨绵绵的日子，母亲坐在门口纳鞋底，大门口进来了三个高大的男人，走在前面的是大队干部二楞叔，中间是信用社的王大伯，后面一个国家干部摸样的人。母亲利索的收起鞋底，赶忙热情地招呼客人进屋。
二楞叔说:“嫂子，我们就不坐了找你有点事。”
“什么事？只要我能办到的！”
“我哥可能跟你说了，昨晚干部会上说的事。”
“啥事你就说吧，你哥一大早就出去了，没听他说有啥事。”
“就是你的镯子。”
“镯子咋啦？你倒是痛快说呀！”
那个干部摸样的人接过话茬说：“现在国家困难时期，回收民间的银货，你能不能带个头？”
母亲的脸一下子严肃了起来：“自愿还是… …？”
“原则上是自愿，但干部家属要带头。”
王伯伯赶紧上前解释：“回收还是给钱的，只是价格低一些。”
“给钱就好办了我的镯子不能卖，给多少钱也不能卖！二楞你知道，这是你姑姑留下的。”
“可是… …。”二楞叔面带难色。
“可是啥？这不是一般的镯子！更不是钱的事！”
王伯伯劝道：“弟妹别让我们为难。我兄弟是干部，咱不带头下面的工作不好做呀。”
“嫂子是通情达理的人，支援国家建设，啥事儿不是走在前头?”二楞叔看着母亲，他的口气近乎哀求。
母亲扭过头呆呆地盯着墙，眼睛里有什么在闪光。我和弟弟怯怯地看着母亲。屋里静得可怕，只听见院子里的雨声，过了好一会儿，母亲转过头来，慢慢的摘下一双银镯递给二楞叔，眼睛里闪着难以名状的痛楚。
王伯伯赶紧递过几张纸币，母亲随手推了回去：“这镯子千金难买，既然国家困难我就捐了”！
那个干部哈哈一笑:“还是咱们干部家属的觉悟高，值得表扬值得表扬。”说完他们三人转身向外走去。我似乎突然的明白了什么，哭喊着追出去抱住二楞叔的腿:“不能拿走我妈的镯子！不能拿走… …。”王伯伯返身把我抱起来送回屋子，擦拭着我头上的雨水说：“好孩子不哭，等你长大了伯伯给你买新的。”母亲麻木地站在那里机械的拉住我的手。
王伯伯转身出去时自言自语地嘟哝着:“我兄弟也真是死心眼，咋就不提前跟家里说一声。”
我摸着母亲空空的手腕，仰着脸放声大哭，母亲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扑簌簌落在我的脸上。
一直到晚上，母亲的脸阴得像窗外的天。我们谁也不敢多说话，做完自己该做的事，悄悄地钻进被窝迷迷糊糊的睡了。
“滚！这不是你的家！”母亲低沉的吼声迸溅出愤怒的火花。我和哥哥被惊醒了。
“你听我解释… …。”父亲无奈的声音伴着推推搡搡的脚步声。紧接着咣里咣当的一阵响声——母亲把门插上了。
弟弟被惊醒了哇哇地直哭，母亲把弟弟揽在怀里低低地抽泣着。
窗外传来父亲踱来踱去的脚步声，过了一会儿窗外没有了声音，我悄悄的爬起来，卷起窗纸上的小卷帘。借着南屋牲口棚里射出的一点微光，望见了黑暗中父亲的轮廓，他双手抱着头，蹲在石榴树下一动不动。
哥哥轻轻地跳下炕，蹑手蹑脚的向外走去。
“回来！”随着母亲的喊声,哥哥像踩了弹簧一样，跳上炕钻进被窝，我们的动作都没逃出母亲的耳朵。
我静静地听着窗外的声音，过了半个多时辰的样子，听见爷爷的屋门响了几声，那是父亲“避难”去了。
第二天，邻居大娘悄悄的告诉母亲，村里的镯子没收走几对，好多家得到风声早把镯子藏起来了。
过了没几天，父亲被调到离家20多里的区医院去工作，母亲还是不跟父亲说话，只是默默得为他准备着行装。
报到那天父亲抱着弟弟，母亲拉着我的手跟在后面，送到村头的老母藁外，父亲把弟弟交给母亲：“回去吧，别再为那事伤心了，等以后日子好了，一定给你买副新的！”
母亲的眼圈红了：“你不懂，这事以后再也不要提了。”父亲带着对母亲的愧疚向着山外走去。镯子留下的伤痛深深地埋在母亲的心里。
几年之后，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又担任了生产队长，爽朗能干的母亲扮演着现实中的“李双双”。那个不停的“陀螺”似乎旋转的更快了。母亲再也没有说起镯子的事。
十几年后暑假里的一天，只听院子里的母亲笑着喊了一声：“哟，公家的回来了！” 原来是父亲从单位回来了，他笑咪咪地递给母亲一个方纸盒，母亲放下了手中的笤帚，满脸疑惑的把它打开，是一对闪闪发光的银镯，顷刻间，她的眼睛闪烁着充满火光的泪水：“谁让你买的？你真是死不开锁呀？我不稀罕，不稀罕！随着她惊天动地的喊声，那双镯子被她高高举起，咣铛一声摔在了石板铺就的院子里。母亲转身跑进屋里，爬到炕上呜呜的哭了起来。
父亲茫然地愣在那里，过了一会儿才默默地拣起被摔得变了形的镯子，忿忿地走了出去。
我被这转瞬间的喜怒变幻惊呆了，等我明白过来父亲已走出好远，我追上去，但无论我怎样劝说父亲都不肯回来。我望着父亲委屈的背影泪如雨下。
日月穿梭，斗转星移，我们一个个飞向山外立业成家，父亲退休回到母亲的身边。
劳作一生的母亲本可颐养天年了，可没过几年舒心的日子便得了不治之症，住在省城的平安医院，她看到最好的专家最好的药剂都无法使病情好转，意识到生命进入倒计时，她一言九鼎，毅然出院回到老家。
目不识丁的母亲笑对死神，安排后事井井有条… …。
临终前的一天她的精神非常好，让我打开篮柜，取出她的皮匣子，母亲接过来打开，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金戒指和一条镀金的手链 ，一一地交代清楚：“这是你两个弟弟买的，我一下也没带过，我走后你交给他们，这么贵的东西埋在土里白瞎了。妈这一辈子活得值！看着你们都能为国家做事，比穿金戴银都高兴。”
“你还记得那年收走的银镯子吗？”母亲拉着我的手表情十分平静。
我强忍着眼泪点点头 。
“你爹只知道工作，不懂女人。不是妈自私，那是你奶奶把心留给了我。”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到了这个关于镯子的故事。
奶奶只有父亲一个儿子，勤劳豁达的儿媳十九岁嫁进家门，成了她的掌上明珠。她将自己聪慧、练达、节俭、心灵手巧的治家本领一一地传授给母亲。奶奶起早贪黑，为人们绣花缝衣服挣一些私房钱，一角一分、日益积累，罐子里的钱多了起来。一天，奶奶把这些钱揣在怀里，骑着毛驴到六十里外的南佐银铺里，在玲琅满目的货架上比比看看、千挑万选、百里挑一买下了当时最好的一对手镯，滚圆实心还雕着双凤图案… …。
回来后奶奶就病倒了，但她心愿未了，稍好一点，她拖着病体挪动三寸金莲爬上苍岩山到福庆寺里跪在“三奶奶”佛像前双手合十，虔诚祈祷为镯子开了光，回来后倒在床上再也没有起来。全家人求医问药想尽一切办法，可病情不见半点好转。
那天，奶奶把母亲叫到炕头，拉着母亲的手把那双镯子给她戴上。奶奶说开过光的手镯会保母亲和全家一世平安，说完把篮柜的钥匙交给母亲。微笑在奶奶脸上缓缓的泛开，泪水在母亲的眼里滚滚而下。奶奶走了，带走了母亲的深深依恋，母亲心里的那座高山轰然倒塌了。
我恍然大悟：那镯子是奶奶对母亲的深情与重托，它牵动着母亲最敏感的神经。母亲擦拭银镯的镜头又闪现在我的脑海里，那凝重的神情包含着多少思念，有谁知道艰苦岁月负于母亲怎样的沉重？
母亲如释重负的长出了一口气:“我没有辜负你奶奶的期望，咱这个家跟国家一样，兴旺了发达了。我理解，那时候国家困难，你爹是党的干部应该带头。”母亲拿起皮匣里一个泛黄的纸包交给我（那是被母亲摔坏的镯子）：“我走后把它装进我的棺木里。”母亲的话催我泪雨滂沱。
那天晚上，母亲走了，她走得那样平静那样安详，带走了父亲的深深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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