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呦，大姐你这金子值两万多呢,发财了啊！”

1980年4月15日，黄淑珍带着重达3斤的金子到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换钱，银行营业员管凤昆见大客户来了，热情的对方招待坐下。

那个年代，职工平均工资不过40元，她能一下子得到两万元算是一夜暴富。据黄淑珍说，这些金子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如今家境不好才被迫出售的。

可管凤昆刚把这锭金子放在手里摸一下就发现了不对劲——这块金子的纯度太高了，上面还有刻字。

当时民间的技术是无法提出高纯度金子的，但黄淑珍拿来的金子纯度已经达到了军用级，并且刻字也明显是机器作业的，可她却称是祖上留下来的，其中必有猫腻。

所以管凤昆一边稳住黄淑珍，一边叫人去报警。然而谁都没想到，这3斤黄金竟牵扯出19年前的特大黄金盗窃案。

当年，沈阳615造币厂里800两黄金不翼而飞。案件轰动全国，连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都知道此事，要求彻查并严惩偷盗者。

周总理

警方出动警犬、专业仪器，甚至还成立专案组对工厂内的人一一排查，却没有找到偷盗者的蛛丝马迹，这一查就是19年，直到黄淑珍的出现才终于让大家赫然发现，凶手居然一直活跃在眼皮子底下！

那么，当年偷走800两黄金的人就是黄淑珍吗？为何偷盗者能逃过重重追查？如今她又为何要把黄金变卖？

重要黄金莫名被盗

1961年3月18日晚上，615造币厂产品包装组组长郭家惠处理完一天的事物，特意到包装组工地查看一批产品。

在工地的角落里，码放着一批被叫做100号的金子，重达800两。这个箱子被保护得十分严实，不仅被铅封过，还用铁线打成了十字花型牢牢锁住。

郭家惠仔细的将箱子里里外外的检查了一遍，确定黄金万无一失后才安心地出了门并上锁。

那天是星期六，郭家惠出厂的时间已经是下午五点半左右了，厂子里的工人们都归心似箭，早早地回家了。郭家惠也一样，他关上大门，看一眼空荡荡的厂子，放心地回家了。

然而周一刚上班，他就接到了一个无法相信的消息。当时郭家惠正在办公室处理杂事，厂里的工人高兴贵突然慌慌张张地跑来，嘴唇哆嗦着说道：“组长，不见了！100号黄金不见了！”

“什么！”郭家惠瞪大了眼睛，音量高的要穿透屋顶。

高兴贵早上一来就检查产品，却发现装放100号黄金的箱子已经被撬开了，里面放着的金子早已不翼而飞。他最担心的就是大家会认为这是监守自盗，所以发现情况的第一时间就跑来找组长汇报情况。

郭家惠急忙召集全部工人一起去工地，看到的却是令人惊魂失魄的场面：箱子上的铁线已经被弄断，箱盖也被撬开了，包装金子的纸壳散落在地上，唯独少了那800两黄金。

而旁边的木板墙中间有一个大洞，看来盗窃犯就是从这里钻进来的。这样重大的盗窃案在新中国成立后是前所未闻的，大家一时间都慌了神。

而最紧张、最害怕的人就是郭家惠，他是这一群人的领导者，要是上面怪罪下来，他就是第一个承担责任的人。他的心就像被油煎一样疼痛而慌乱，急忙跑到公安局报警，并配合警察的一切调查。

但他万万没想到，报警反而是他厄运的开端。正如高兴贵所想，警方首先怀疑的就是他们监守自盗。

郭家惠被叫到厂长办公室时，屋子里已经站着几位神情严肃的警察了。他们严厉地审问道：“老实交代，金子去哪儿了？是不是你没忍住偷拿了！”

郭家惠被吼得愣住了，呆呆地看着眼前一双双威严的眼睛，嘴唇张张合合却说不出话来。

这样的情形在警察眼里就是心虚的表现，他们更加严肃地大声喊到：“那两块金子是你装箱的，最后见到的人也是你，它们到底去哪了？回答！”

老实巴交的郭家惠一句话都答不出来，却又无法洗脱自己的嫌疑，和同样被怀疑成偷盗对象的高兴贵一起关押在厂子里反思。

郭家惠还因此被撤掉了包装组长的职位，连预备党员的资格也被取消了。他苦思冥想却想不明白，到底是谁能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黄金产品偷走呢？

追查过程困难重重

黄金被盗案在全国引起轰动，就连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都十分关注，他们下令彻查并要求在最短时间内揪出真凶。

一时间，工厂里的人都参与到寻找黄金中，许多有嫌疑的人都被抓起来严格审问。其中，抓人最积极的当属生产管理科副科长关庆昌。

其实关庆昌在解放前曾担任伪抚顺市警备队文书，原本他这样的有污点的人是不能进入工厂的，但由于他将这段历史隐瞒了下来，还在自我鉴定栏中写下“诚实老实”这一优点，厂子就有意向聘用他。

当组织上询问关庆昌是否将问题交代清楚时，他信誓旦旦地回答：“如有发现隐瞒，愿受组织承办”。因为关庆昌那一副憨厚老实的形象，大家也没有怀疑就让他进厂了。

不久后，关庆昌的历史遗留问题被发现了，但鉴于他这几年来都很本分还埋头苦干，心软的同志们决定不再追究他的问题。五年后，关庆昌就当上了国币生产的副科长，在工厂内的重要部门上担任重要岗位。

或许是因为感激组织上的宽容，关庆昌在调查黄金被盗案时十分上心。

在郭家惠报案没多久后，公安人员就牵着几匹警犬来到615工厂，平时松散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警犬们摇着尾巴在地上嗅来嗅去，却始终找不到可疑人员。

因为中央下了死令必须尽快捉拿盗窃犯，厂里的保卫科和公安人员只能挨个搜查。他们让所有人都交代最近36小时的活动情况，见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最重要的是在星期六晚上能不能证明自己不在场。

关庆昌交代的事无巨细，就连洗完澡后的十几分钟去找理发店的事情都说了。尽管没人为关庆昌在这十几分钟内做什么而作证，但看着他梳得整整齐齐的大分头，警察还是相信了他的说词。

因为他在洗澡后20分钟就出现在俱乐部跳舞场，澡堂和跳舞的人都能为他证明。并且关庆昌没有工厂的钥匙，想在十几分钟内偷走黄金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警方就排除了他的作案嫌疑。

后来经过现场调查，公安人员又取得了一条重要的线索——作案者留在现场的脚印是39-40号的家做棉鞋，这说明盗窃者是高个儿女性或低个男性。

根据木箱铁线被拧断的痕迹，警方判定盗窃者是用铁羊角锤作案。能有力气剪开粗铁丝，再加上穿39-40号的鞋，嫌疑人被锁定在矮个男性之间。

有相关嫌疑、历史问题以及喜欢提意见的人都被怀疑了，而关庆昌则因积极配合且无作案因素被选为协助破案的骨干分子。

为了找出盗窃犯，全场职工都参与了画像活动，就是根据当年作案现场的情况，大家描述出作案者的模样来。关庆昌也跟着大伙使劲“画”，但可惜没有找到相关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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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能提供更多线索，案件陷入僵局。但这个案件连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都知道了，势必不会草草了事。工厂为此专门设置了一个长期存在的100号黄金专案组，却在此后几年间都没有任何进度。

由于一直破不了案，就有人建议采用瞒天过海之计。于是公安部门立即向外放风，声称金子没有丢，只是计算错了。

厂里也对外宣称派出了三个人组成检斤小组，将再次对黄金和账单进行比对，关庆昌就是其中之一。但此事早已闹得天翻地覆，所有人都知道金子已经丢了，再怎么做样子都无法引出盗窃者。

800两黄金被盗，大家都心急如焚，可追查了十几人也没能确定犯罪者。尽管公安人员坚持不懈地调查，但一直没有进展，直到19年后犯人露出马脚才查明真相。

1980年4月15日，黄淑珍带着金块到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换钱。她声称这些金子是当官的老祖宗留下来的，最近家境困难才不得已卖了周转。

银行营业员管凤昆颠了颠手里沉甸甸的金子，热情洋溢地对她说：“大姐，你这金子得有3斤吧，能值两万多呢。全部拿着取出来也危险，不如就存在银行里吧！”

黄淑珍点点头，拿出早已准备好的6个储蓄名单，除了取现的65元，剩余的钱全部办了定期和活期存款。

因为办手续需要一些时间，银行的保卫干事就把黄淑珍请进办公室喝茶。但黄淑珍一转身，管凤昆就立即把这件事通知给当天的负责人，因为她觉得这块金子来头不对。

当时技术有限，私营黄金店很难提取高纯度黄金，而黄淑珍这块金子的纯度堪比军用级，普通民众根本无法接触到。并且她还谎称是祖上传下来的，这就更加可疑了。

银行负责人立即报警，让公安人员尽快赶到银行。可黄淑珍这边有些不耐烦了，为避免打草惊蛇，也为了确定她的住所，银行专门安排了一辆车送她回家。

黄淑珍还以为是银行重视她，美滋滋地上车回家了。然而她刚打开家门没多久，警察就冲进来将其带回了公安局。

刚开始，黄淑珍还死不承认，坚称这些黄金就是祖上留下来的。

见她死鸭子嘴硬，警方指着金子上一个没被抹去的字，严厉地盘问：“你祖上还会写近代字呢？好好看看这是什么！”

见金子上的字没有全被被消融掉，黄淑珍顿时吓破了胆，她招架不住，支支吾吾地把所有事情全部吐了出来。

而黄淑珍所交代的盗窃者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为他正是专案组的骨干人员关庆昌。

法庭上的关庆昌

夫妻双盗

此时，警方才终于知道，怪不得关庆昌可以一次次躲避调查，原来是因为每次的抓捕方案都被他提前知晓了。

公安部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并与工厂取得联系，将正在厂里俱乐部参加党员大会的关庆昌捉拿归案。

当几位警员怒气冲冲地将关庆昌扣押时，他还嚣张地喊道：“我是科长，你们这样对待我是违反组织规定的！”可他再嚣张也无法对家里搜出来的黄金进行狡辩。

公安局工作人员在关庆昌家中的衣箱底下搜出两个大匣子，里面装满了黄金，加上黄淑珍带去银行的金子，总量正好在800两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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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铁一般的事实，关庆昌终于不再挣扎，承认是他和妻子黄淑珍鬼一时迷心窍才偷了金子。

大家这才知道，原来关庆昌平时本分忠厚的形象都是演出来的，他从没有感激组织和工厂对他的宽容，也不愿意领这个情。

当年在国民党时期混得不错的他，于灾荒之年听说苏联和中国闹掰了后，又听信国民党要反攻大陆的谣言。关庆昌觉得共产党难以支撑当前的局面，想要趁机捞一笔横财。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在电解车间工作的黄淑珍，还怂恿她每天偷拿几个金疙瘩回来。黄淑珍这个女人本来就视财如命，再加上她非常崇拜读过伪满师范学校的丈夫，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于是，黄淑珍在未来一个月内偷了一斤多金子。小到一粒金疙瘩，大到生产工具金挂钩，只要周围没人，她就会把这些东西揣进贴身腰包带回家。

这一斤金子足够他们一家过上不错的生活，如果他们就此停手，或许还不会被发现。可贪婪的关庆昌并不满足，为了一夜致富，他决定铤而走险。

在偶然知道100号黄金的消息后，关庆昌就打起了它的主意。为了查清楚黄金摆放的位置，他让妻子到包装组打探情况。

于是黄淑珍每天下班后就到包装组找人唠嗑，因为她是工厂老员工，丈夫又是副科长，所以没人会对她产生怀疑。

黄淑珍则一边聊天，一边不断眼神搜索着金子。在连续几天的探查后，终于在3月18号这天看到了被毡布盖起来的100号箱子。

回到家，她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丈夫。关庆昌知道这批货很快交运出厂了，决定速战速决。当晚6点，他拿着一把羊角锤、一根绳子和一副手套，棉衣上再套着一层雨衣就出门了。

关庆昌先到办公室把作案工具藏起来，然后按事先计划到厂里的浴池洗澡。原本沉默寡言的他却在那天格外开朗，遇见熟人就要说笑，声音大的全澡堂子的人都能听到，以便让大家日后为他证明。

洗过澡他就立即回到办公室，带上手套和作案工具。前往包装组工地。在夜色的掩护下，关庆昌撬开厂门，在黑暗的厂房里摸索，找到木板墙后撬开一个洞进去。

接着他摸到毡布，一把将其掀开，剪断铁丝后撬开箱盖，取出两锭重达800.7两的金子，而后迅速逃回办公室。

关庆昌累的气喘吁吁，又有些担惊受怕。他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了，但要是把金子藏在办公桌里却容易被发现。所以他勉强拖动脚步把金锭弄回家，整个作案过程不超过20分钟。

洗一把脸后他又立刻出门，迅速赶到厂俱乐部跳舞场，一脸悠然自得的向每一个人打招呼。而在场的所有人，都在日后为关庆昌证明他不是盗窃者。

而他则不断地扰乱警方的调查思路，当年那个画像中的人是他在四川见到的流浪汉，所以警方才一直没有找到对应的人。

偷到黄金后，关庆昌夫妇一直非常谨慎，从未对任何人说起。不仅如此，他还利用权力之便，威胁新来的工人将这些金子融掉，但他却不知道工人偷偷留下了一个篆刻字迹。

沉颠颠的金子让关庆昌心里有了底，可由于专案组和工厂盯的严，他一直不能将金子变现，这让他十分苦恼。

1980年3月，国家提高了金银收购价格，关庆昌手里800两的黄金能够变卖到36万元。这一巨大诱惑力就像磁铁一样，牢牢地吸住了夫妇二人注意力。

再三犹豫下，关庆昌还是决定趁着高价把手里的黄金卖出去。但一次性将800两黄金全部拿出来实在太过惹眼，所以他让黄淑珍拿3斤金子先去银行探探路。

他向厂里请假，称自己的亲属得了癌症要去送最后一程。出厂后就跟在黄淑珍身后，谨慎观察银行营业员的每个动作，直到看见管凤昆派专车送妻子回家，关庆昌才安心回厂工作。但他刚回去没多久，就被公安人员抓起来了。

至此，困惑了人们19年，新中国建立后第一大黄金盗窃案就此破解了，等待关庆昌夫妇的，将是法律的惩罚。